刘明康谈农行

“国有商业银行股改至今，容易做的都完成了，剩下的问题就很难了。银行业是背水作战，逆流而上，不进则退。”
《财经》记者 张曼


7月15日下午3时，中国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下称农行）以2.70元/股的价格报收，完成了农行在A股市场的首日之旅。

就在同一时间，在中国银监会19层的会议室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在75分钟的时间里，刘明康谈农行，谈四大行股改，谈银行公司治理，谈银行改革的下一步。

评价农行上市：国有独资银行成历史，上市后的农行需要关注三大问题

《财经》：作为监管者，你对农行上市如何评价？

刘明康：农行上市为什么这么瞩目呢？我的理解就是随着农行的上市，把“国有独资银行”这个说法通过改革画上了一个句号。

农行是在市场环境极其不定和动荡的情况之下，来打上市这一场仗的。从6月启动路演上市的工作，今天（7月15日）在上海交易所挂牌，明天（7月 16日）香港交易所挂牌，总的情况看来还是成功的、稳妥的。

《财经》：你认为农行上市的亮点在哪里？

刘明康：农行上市成功，主要的故事和亮点还是在基层。农行基层网点特别多，比其他三大银行基层网点的总和还多三分之一，在每个县里都可以找到农行支行，在三分之二的乡里面都可以找到农行网点。这个被大家看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再往前走，县域经济至关重要。

中国有9亿县域人口，他们未来的发展和收益，蕴含着大量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活力，给农行很好的服务空间和盈利成长的空间。

《财经》：农业银行上市后，今后如何实现差异化竞争与发展？

刘明康：与其他大型银行比较，农行的比较优势是境内网点较多、熟悉基层金融业务、资金来源比较充裕和稳定。因此，农行实施差异化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是做好农村服务，提高城市业务竞争力，充分利用网络与资金充裕的优势，特别是要不断扩大服务“三农”的覆盖面，提高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效率和水平。

《财经》：从银行业监管的角度，改制后的农业银行，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刘明康：第一点，农行的成本收入比高于同类银行，这个状况必须要改善。虽然客观原因是网络多、人多，但农行仍然需要压缩营运费用，用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多的收入。监管部门也会提醒他们上市后做好这方面的功课。

第二点是农行的风险管理。网络大、基层雄厚，服务的条件就好，但是风险管理也更困难。统帅一支十几个人的海军陆战队战斗分队，和掌握一支40多万人的大军，管理难度是不一样的，风险控制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更何况农行现在1万多亿元的涉农贷款，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风险，农行都要学会管理，要提高风险管理的技能和经验。

银监会一直强调农行风险管理要适应基层结构和网络的情况，使农行在基层拿到的附加值和城区业务附加值的差要越来越小。农业、小企业贷款的风险管理和大公司完全不一样，银监会对农行也有很多特别的监管和辅导。

第三，农行应该彻底改变自己的经营文化和理念，要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真正对境内外的广大投资者负责。


“改制是根本任务，上市只是改制的基础，而最终的目标是提高中国银行业与国际一流银行可比较的持续竞争优势的建设。”

《财经》：农行上市是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收官之作，你能谈谈当时股改的背景吗？

刘明康：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有银行陆续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当时叫作专业银行，工农中建分别为工业、农业、外贸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1994年，为了使得商业银行变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可持续发展，就以六大投资公司为基础，并剥离四大行的政策性业务，成立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这种格局延续了近十年。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进一步唱响了改革的号角。

当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出资人不明确，资本提供者和经营者的约束不强，二者之间也缺乏有效的隔火墙。经营者和所有者混为一谈，而且所有者看不见摸不着，无处不在，还无时不有。人民银行、财政部、市场主体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本身，都感觉到非改不可，否则我们无以有效地控制风险、有力地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决定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改。也惟有如此，银行才是透明的，受市场和消费者、投资者监督，受专业监管者进行审慎性监管，自己内生也有一个健康的运行机制。这就是股改的目的。

《财经》：你觉得现在的银行达到当时股改设定的目标了吗？

刘明康：我们的目标当时就提得很高，要在国际一流银行前50家中有可比较的、长期的、持续的竞争优势。

现在我们超额完成目标了。这方面中国在全世界是受到肯定的。

《财经》：国有银行在这些年改革中，具体有哪些改变？

刘明康：2004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开始股改的时候，银监会就发布了监管指引，主要是从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和审慎经营三大类以及总资产回报率、股本净回报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单一客户授信集中度、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七个方面，对这两家银行股改后的财务指标提出了具体要求。2006年，又进一步总结完善。

应该讲，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的过程，也是引导国有银行不断向这些指标要求靠拢的过程，是国有银行指标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截至2009年年末，五家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25％，资产利润率达到1.11％，资本利润率达到19.58％，成本收入比达到37.02％；不良贷款率为1.75％；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144.89％，其中四家上市大型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为163.41％。七项指标均达到甚至超过国际一流银行水平。

《财经》：包括农行在内的这几大国有银行，股改后最本质的改变是什么？

刘明康：在上面显性成绩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在管理理念、管理能力和发展能力上取得的进步。

其中最本质的改变是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初步建立。股改以前，各行基本是行长一人说了算的集中管理体制。股改之后，各大型银行引进了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并公开发行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和资本所有者对银行的有效看管；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下设了多个专业委员会，董事会的咨询和决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多名中外专家担任独立董事，董事的专业性不断增强，对银行的约束力不断强化。

二是现代商业银行的管理经营理念已经基本树立。股改之前，我们几家国有银行的经营理念比较单一，要么是主要执行国家政策，要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要么是为职工谋福利。单一型的经营理念难免顾此失彼，比如单纯以支持经济发展为目标可能导致大量不良贷款，单纯以增加员工福利为目标则可能增加银行的运营成本。

现在，各股改大型银行已经基本建立起以提升公司价值为核心，最大程度兼顾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和员工三者利益的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只有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经营理念，才真正有利于大型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理念。

三是建立了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通过引入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AROC）等业绩考核指标，以及建立起与长期风险暴露相一致的薪酬管理机制，各行基本实现了对风险的有效约束，较好地做到了风险的内部化、人格化和即期化，有效防止了风险后延和风险外溢，实现了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的显著提高。这次危机之后，我们还推动大型银行在并表监管、薪酬制度、流动性、资本管理、动态拨备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

《财经》：四大行上市后，市值排在全球Top10。那你觉得银行的实力排名应该在什么位置？

刘明康：一定不要去看市值的高低和我们占第几，那是一直在动态调整的。

有一张图可以直观地让我们看到，2007年市值前十大的银行里，花旗银行占很大的一个圆，但是到2008年底，缩成了一个小点。但中国的银行市值，上市后市值规模变化的大小偏差很小，没有那么明显的反差。

我觉得要特别强调的是，银行股改上市，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圈钱”。上市补充资本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个因素远远地小于改制的因素，小于竞争能力建设的要求。

银监会一直讲，上市只是改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怎么在上面建高楼大厦？建高楼大厦不是为了好看，是要有功能。改制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国际上，与国际一流银行可比较的持续竞争优势的建设。

《财经》：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公司治理。

刘明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从股改的第一天开始，银监会从未把股改说成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途径。银行“动手术”的目的不是要达到资本金的提高，而是要使机体获得更强的免疫力。

《财经》：刚刚股改的时候，你就谈银行要注重公司治理，要避免“形似神不似”，现在情况是否有变化？

刘明康：我觉得上市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股改可以说让银行接受了一场洗礼。明确了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闭会期间董事会行使职能。董事会行使职能的好坏，有监事会监督。监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并且报告这些董事在干什么。现在大家找方位、定位都很清楚。

开董事会的时候，银监会也作为观察者列席，不讲话；监事会也在观察，看董事会议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多的议题，从董事的发言里可以看出其专业性、精准性、独立性，以及是否尽责。

根据我们的设计，董事会里，每人一票。董事长虽然是召集人，但权利和董事是一样的，也就是两个责任，一是受托人的职责（Fiduciary Duty），即全体股东把所有权交给董事，董事要对投资增值保值、获取最大回报负责；二是看管的职责（Duty of Care），即审慎看管从业人员，特别是看管高管人员认真履行职责而不出偏差。

这种概念以前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跃升。

《财经》：高管团队这些年有怎样的进步呢？

刘明康：高管实际上是职业经理人，是执行者，是要把董事会决议下来的事情创造性地执行好，来体现股东的利益。在这些过程中还要依法合规地经营。

如果高管在执行董事会的任务过程中发现有问题，比如跟低碳经济有抵触，或者在执行中风险过大，或者执行过程中认为风险没办法控制时，高管有权反馈给董事会，请他们讨论要不要微调目标。

银监会制定银行公司治理框架时，就使中国董事会的结构比国际上好一些，设计了董事会成员一定要有两到三名高管做执行董事，这样他们能给董事会介绍很多实际情况，而且提出自己的反馈意见。但是他们的数量绝对不能超过非执行董事和股权董事。同时我们设立了独立董事来保护两个利益，第一是保护小股东的利益，第二是防止股东和股东、股东和银行的利益冲突。

所以，我们讲现在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行长、执行团队、董事会、股东大会，应该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对各自的任务、目标要非常清晰。

国有银行闯过上市这一关后，“剩下的任务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要求越来越高，要转变理念和观念，就需要建设学习型的银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财经》：你觉得7年股改，银行很多方面已经及格了，那你觉得他们要拿到剩下的30分、40分，需要多长时间？

刘明康：那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容易做的都完成了，摆在纸上的明的东西、我们的路线图，都做过来了，剩下来的问题就很难了。

有人向智者问路说：“我到那里要多少时间？”智者说：“你走吧，看你走的速度后，才知道你要多少时间能到。”因此接下来走的怎么样，完全取决于银行，很难说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发生了逆转，我没办法说你走多快能完成。但有一条，剩下的任务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要求越来越高，要转变理念和观念，就需要组织学习型的银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财经》：股改上市后，中国银行业在市值上遥遥领先，请问，要实现最大到最强，这些银行还需要怎样的努力？

刘明康：目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都已经稳居全球市值大银行前十名。这些银行要真正从“最大”转变成“最强”的银行，还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功课：

一是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科学的公司治理是现代商业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体现。要突出加强董事会建设，进一步提高董事会在银行战略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提升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勤勉尽职能力。重点抓好五个方面：1.并表基础上的整个集团战略目标的制定；2.实现这个目标的人力资源和五年建设规划；3.营业、管理的年度计划以及执行偏差；4.总、分行管理框架；5.高质量、高时效的报告与反馈。

二是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以实施新巴塞尔协议为契机，积极开发内部评级法，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引进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专才。全面推行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实行资本对资产扩张的硬性约束。

三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强大的信息系统是一家银行建设有效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任何一家国际先进银行都具有功能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

四是增强持续创新能力。过度创新固然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发因，但是创新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各家银行应在“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出基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金融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

《财经》：有了股改的基础，银行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刘明康：银行还有漫长的道路，这里面有理念、观念、机制、文化的转变。银行要自觉接受市场的监督，所以信息披露的体系、法律的责任，以及对这些责任的追究很重要。这方面需要有很多制度、机制的建设。

还有，银行要有资本的内生机制，能够不断地补充资本金，就要向管理要成本的下降，向管理要透明度，向管理要新的文化和理念，向管理要风险防范的体系。这就是60分、70分中距离满分有差距的部分。

上市以后，他们学到了什么是ROA(资产收益率)，ROE（净资产收益率），然后就是分红。但是真正讲竞争能力的话，做一家银行，我跟所有银行讲，一定要瞄准把自己办成一个最受人尊敬的银行，赚钱只能是银行的第二个目标。

《财经》：银行还差什么？

刘明康：还差很多很多。风险管理怎么演绎成资本的要求、演绎成拨备的需要，这里面的系数怎么转换、怎么计算，各种不同的贷款怎么组合、怎么动态管理，才能使风险最低收益最高；风险的管理，怎么和资本充足率、杠杆、拨备、流动性挂钩；流动性怎么管理好，怎么借短放长、做好管理等等。这些问题要解决好，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需要信息科技的有效支持。

除此之外，中国现在还面临产业转型，节能减排，要关停并转很多的工程，因此贷款就可能会坏掉。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有先见之明，对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有高度深邃的认识，从而使贷款得到保全，这都需要人才。因此，人才的培养、新鲜血液的开放性吸收，不仅高薪请进来，还要他干得很愉快，做出事情来，也是很重要的课题。

《财经》：股改的核心是从“形似”到“神似”，加强公司治理，提高竞争力。请问下一步，银监会将如何加强创新，如何培养核心竞争力？

刘明康：银监会成立以来，即十分重视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我们坚持“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 的监管原则，以服务实体经济真实需求和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为基本标准，科学审慎地推进银行业创新发展。

以往的实践表明，银行业金融创新的方向不可逆转，也是我国银行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重要动力。我们既要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同时又要注意避免放大风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一是坚持金融创新“简单”“实用”“透明”原则。坚决防止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谋取暴利的所谓的“金融创新”。

二是坚持将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紧密结合。金融创新需要与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中长期发展战略相统一，与自身的市场定位和竞争优势相统一，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客观条件相统一。

三是坚持推进创新监管的专业化建设。

四是坚持不断提高创新领域法规建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创新就会形成新的风险领域和监管滞后。对市场监管空白点，需要监管机构按照重要程度和成熟程度，采取不同方式予以规范。

五是坚持按照实体经济需求原则，开展金融创新。当前来看，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应重点加强三个领域的工作：1.加强农村金融改革深化，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着力填补乡镇服务空白。2.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服务力度，引导商业银行加强对社区的金融服务，加强对小企业、欠发达地区、个人消费、保障性住房、灾后重建等方面的金融支持，增强银行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能力。3.进一步加强对低碳金融创新产品，对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及环保要求的企业和项目按照“绿色信贷”原则加大支持力度。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斗，银行业是背水作战，逆流而上，不进则退。”

《财经》：总结股改成绩的同时，也有人担心，在商业化的利益驱动下，一些政策性和社会性金融服务功能被大大弱化，如何避免这种倾向？

刘明康：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上市后的大型银行面临股东回报率的压力，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从而有可能忽略或弱化其政策性和社会服务性功能。因此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国设有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这两家专门政策性银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政策性金融需求得到满足。对于社会金融服务，在推动大型银行股改的过程中，银监会始终要求大型银行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服务社会，还是那句话，首先是办成受人尊敬的银行，其次才是效益最好的银行。

第一，银监会在监管导向上强调商业银行必须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积极引导大型银行向金融服务较为薄弱的行业、地域和群体实行信贷倾斜，让金融服务能够惠及更广大的金融消费者。

对于小企业贷款，银监会出台了小企业贷款的“六项机制”，要求五家大型银行设立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小企业信贷增长应高于全行信贷平均增幅。对于三农贷款，银监会要求各大型银行加大涉农贷款投放的力度，其中，明确要求农业银行“三农”贷款应高于全行信贷平均增幅3个百分点。

最后，要求大型银行进一步加大对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项目的金融支持。

《财经》：你以前写过一首诗，“黄鹤一去不复返，坏账累累恨悠悠”，你现在还担心银行坏账吗？

刘明康：还是担心的。作为监管者，是永远不能高枕无忧的。

《财经》：你以前说，判断银行改革需要两个周期。从2003年到现在，过去了一个半周期，你对银行资产和风险控制有没有信心？

刘明康：我觉得对2008年以前发放的贷款，现在回头看，应该说还是有信心的，风险控制还是不错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银行股改的历史还不是很长，尚未经历完整经济周期的考验，银行的风险控制和稳健经营能力尚待进一步加强。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斗。银行业是背水作战，逆流而上，不进则退。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使自己骄傲或停步的。美国就是这样，几百年发达的金融史，华尔街每隔一段时期就有一次很大的危机，原因就在这里。

《财经》：银行都改制上市了，监管者会不会轻松一些？

刘明康：上市等于创造了千万个监管者，天天在看它的报表，天天在盯它，因为投资者买了你的股票。但作为监管者，我们不能依赖他们，他们是非专业的，我们是专业的。专业的监管者一定要站在前面，走在前面，保持冷静的头脑，审慎地看未来。■

本刊记者胡采苹，实习记者明了、王培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