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8, 2007

亚洲经济会与中国脱钩吗? (From Cai Jin)

亚洲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下降,这意味着他们从中国增长的直接获益已经减小,同时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国际压力也会日益增强   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它们所反映的仅仅是中国贸易的一个方面。在过去五年间中国对亚洲其他经济的贸易一直存在逆差。   但是这一现象在最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贸易顺差总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在2006年上升73%,今年头五个月再增加了84%。但是中国对东盟国家、韩国、台湾和日本的贸易逆差却开始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见下图)。韩国对中国的顺差在2005年下半年时达到最高峰,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也在最近几个月出现回落。   东盟国家的变化出现得更早一些。在中国加入WTO的头几年,东盟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由2001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200亿美元。但自那以后,月均顺差一直在15亿美元左右徘徊。日本的情形也基本类似。 图一、亚洲各经济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顺差,2001年1月至2007年5月(10亿美元,6月移动平均) http://www.caijing.com.cn/newcn/home/column/jrgc/2007-07-04/23857.shtml 资料来源:CEIC数据公司和花旗集团。   按年度计算,对中国的净出口占各个经济体的GDP的比例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和新加坡都出现了下降,只有三个经济体是例外:韩国、台湾和印尼。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下降意味着这些经济从中国快速增长中得到的直接好处开始减弱。   这就引出了一个亚洲经济会否与中国脱钩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在东亚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忧,即中国可能将抢走所有人的饭碗,东亚经济将出现严重的空洞化。在东亚向中国出口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担忧很快就被更为乐观的看法替代了——也许中国的崛起将有益于所有的经济。不过按照现在的发展看,担忧也许会再次出现。   亚洲经济对中国净出口的上升和回落可能反映了制造业产业链向中国迁移并扩张的过程当中国刚刚加入WTO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开始转向中国,但绝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包装、组合等工序,中国仍然需要大量从其他亚洲经济进口半成名。在中国最终完成的产品随后被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这就是为何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和对亚洲的贸易逆差同时高速增长。   但渐渐地,为了节省生产和运输成本,半成品制造商也开始迁移到中国,中国国内的生产厂商也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而开始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因此中国对进口半成品的依存度开始下降。   产业供应链扩张在机械和电子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该部门在2004年以前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但随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过去几年的月均顺差一直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事实上在最近几个月,机械和电子行业的贸易顺差已经开始超过纺织服装行业的顺差。   纺织服装和机械电子行业同时出现巨大贸易顺差,表明中国也许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多层次的竞争力,这一点是以前相对小规模的东亚经济所无法比拟的。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意味着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可能性,比如在相对比较发达的上海、广东等地区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成型,而其他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仍然拥有很强的竞争力。   面对中国经济巨大的成本优势,其他亚洲生产厂商在短期内将很难与中国展开白热化的竞争。对他们来说,一条有效的出路也许是尽量与中国经济形成互补关系。这可能是为什么目前只有韩国、台湾和印尼仍然能保持对中国的净出口的稳步增长,相对于中国而言,前两者依然占据一定的技术优势,而后者则出口大量中国短缺的原材料。   但对大部分亚洲经济体来说,要继续保持2001-2004年间对中国净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不再可能。这将明显限制这些经济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获得的直接好处。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从此亚洲将于中国经济脱钩。亚洲区域内经济融合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亚洲对中国的净出口不再增长,他们对中国的总出口占各自GDP的比例已经达到平均10%左右,因此中国经济的波动仍然会影响到这些经济的国内消费和投资。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内亚洲经济整合已经延伸到资本和政策等领域,相互之间的依存度已经不再仅仅用贸易可以概括。   笔者曾经用牛津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做过一个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个百分点,亚洲经济增长将平均降低半个百分点,受影响最大的是香港(1.3个百分点),最小的是印度(0.1个百分点)。   但是不容否认,亚洲区内贸易关系的变化将对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过去几年,亚洲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美国和欧洲对中国贸易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的压力,因为中国其实是发挥了一定的中间商的功能。但随着中间商功能的减弱,也许亚洲的制衡作用也会逐步弱化。这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 作者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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