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会日本化

美国不会日本化

日本的中央银行制度、人口结构、选举制度以及经常顺差是造成其长期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这些因素在美国没有发挥作用的基础
王庆/文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债台高筑。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将会成为长期现象，同时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这一切不禁使人们担心：美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是否将有一个甚至几个“失去的十年”。

的确，从初始条件看，美国经济现在的状况很像当年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动产市场泡沫破裂，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在当前的美国，居民房地产和信用泡沫的破裂，不仅已经导致经济的衰退，而且随时有通货紧缩的风险。

很多分析人士把日本长达20年的通货紧缩归咎于其货币政策的失败。遵循同样的逻辑，只要美联储不重复日本央行的错误，美国就不会“日本化”。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只是触及了表面现象。而核心问题是，为什么通货紧缩在日本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为什么日本社会主动或被动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了长期通货紧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社会是否做出同样的选择？

日本长期通缩源于四个深层的结构和制度性因素。

首先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制度。自1998年以来，日本央行享有极高的独立性，但却没有与其权利相匹配的问责制度。尽管《日本中央银行法》给日本央行的任务定位是“通过价格稳定来帮助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实际上，日本央行直至2006年才给出了一个“价格稳定”的定义，也就是在0％至2％之间。然而, 在此后的51个月内，日本的核心通胀率有46个月低于0％，出现了严重通缩，但日本央行并未因此被问责。

为什么日本社会的问责要求如此之低呢？这就涉及到第二和第三个深层因素：日本的人口结构和选举制度。

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人口迅速地老龄化，退休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更倾向选择通货紧缩。退休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退休金和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鲜有股票类投资品。尽管在通缩环境下，名义利息率很低，但价格下降会提高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可以很大程度上抵消利息收入的不足。

日本政治选举制度的设计客观上赋予年长的人群超比例的影响力，从而使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倾向于保护年长者的利益。作为利益共同体，他们会反对通胀，更倾向采取导致通缩的政策措施。

第四个深层次的因素与日本长期经常账户顺差有关。经常账户顺差的存在，意味着经济整体是净储蓄。这一宏观环境下，财政赤字很容易通过国内发债融资来支持，从而客观上减弱了采取结构改革政策的动力。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变革，就无法消除由大规模不良资产引致的通缩压力。

上述四个因素在美国发生作用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美国不会日本化。

首先，美联储虽然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但在其政策目标中，不仅有通胀还包括就业。

尽管美联储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的通胀目标值，但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已经达成一个共识：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值是2％。同时，美国国会对美联储有明确的问责制度。具体体现在，国会参众两院对美联储主席任命的影响，以及频繁地举行关于货币政策的听证会。

其次，尽管美国人口老龄化也在进行，但在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未达到日本的状况。

第三，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并不存在有利于年长人群的安排。公共政策能够均衡地反映各年龄阶层的诉求，没有采取通缩政策倾向的偏好。

第四，与日本不同，美国有长期经常账户逆差，意味着整个经济体是负储蓄，需要从其他国家借入资金。这样，市场的约束力量就会迫使当局采取有效的结构改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预防通缩，并减少财政赤字，否则，其融资成本会大幅上升。

实际上，相比美国，欧洲经济更容易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通缩。因为，在上述四个方面，欧洲的状况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

尽管有非常明确的通胀目标，欧洲央行并不对某一个主权政府负责。欧洲的人口结构和发展趋势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当前欧洲的选举制度含有利于年长者的倾向。尽管不同欧元区国家的经常状况有很大差别，有些有大量的顺差（如德国），另一些国家有大量逆差（如希腊），但从欧元区整体看，经常账户基本平衡。■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