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海归”从政始自清末，辉煌于民国，黯然于“文革”，复兴于当代
他们影响了中国国际化进程，同时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之中
2011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留美幼童出海14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入世10周年——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背后，活跃着一个共同的群体：“海归”。
百多年前，他们的举动曾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亦使这个古老民族放眼世界，蠕动前行。随后，又倏忽间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了，并成为诸多可怕字眼的代名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一批“海归”重新开始登上中国的商界、政坛，并跟历史开玩笑一般，成为一支广受关注的力量。他们是一个神秘的部落，是时代的宠儿，也一直是社会的焦点所在。因此，关于他们的故事，精彩而刺激。
尤其是最近两年，安徽、广东等省又推出新规，延揽“海归”进入政府高级管理职位。一度热议的“海归从政”话题再度升温。
那么，“海归”的加入，究竟能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世界博览》杂志尝试着通过横向梳理现在几个“海归”高官群体对中国国际化的影响和纵向梳理近百年来“海归”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从沉重中作出清晰的回答。
留学欧美的共同经历让他们成了中国政坛上一个独特的群体
中国与世界的“翻译者”
他们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国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之中。
本刊记者 | 张健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置于舆论臧否的风口浪尖。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Were 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
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
从美国“拿来”股票市场的留学生
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应承担直接责任。
周小川的官方简历没有提及他的美国修学经历，但是丝毫不妨碍外界视之为中国省部级“海归”高官的代表。
2008年3月28日，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通过财经网撰文回忆说，是一群留学生缔造了中国股市。最初参与中国股票市场设计的主要是八名留美学生——王波明、高西庆(先后出任证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投公司总经理)、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李青原(先后担任证监会国际部主任、证监会规划委办公室主任)、刘二飞(美国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地区主席)、茅桐、王大伟和盛溢。直到1988年7月8日开完“万寿宾馆会议”，一群留美归国人员开始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即业内俗称的“白皮书”)之后，周小川才参与进来。当年11月9日上午，周小川还与高西庆、王波明及留美归国人员时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的张晓彬一起进入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及国家经委、体改委、财政部和央行的领导人汇报了工作。
此时，周小川的官方身份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而且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之后，周小川没有参与跟证券有关的工作，而是转任了中国银行副行长。
2000年年初，周小川正式进入他曾参与“助产”的证券行业。他被宣布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当日，沪深两市大幅高开。市场的积极反应似乎预示着，他会有一个辉煌的任期。2001年7月，他还获得了就任证监会主席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国际荣誉——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决策者之星”。评选词称，自他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2001年7月26日，亦即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一个半月之后，上证指数开始暴跌，一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
业内人士事后总结说，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着操作欺诈，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但是，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则应承担直接责任。
从此，“不懂国情”、“照搬照抄”成了“国情派”攻击“海归派”最主要的论点。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绕过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或地区先设立“海外基金”(台湾模式)或“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韩国模式)阶段，直接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国债、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别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后，周小川离开中国证监会，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
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周小川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长的经历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与另外三大国有专业银行相比，管理制度与业务同国际接轨更紧，而且正是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长后，中国又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所以，海内外不少观察家认为，他是中国内地金融业内国际化观念较强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50%以上)；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
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比较受外界关注的包括：200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被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提升为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又被提升为行长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2004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新，留美经济学博士李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空降”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三人目前已分别升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主管汇率的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
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调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调整破坏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贬的调整方式只会刺激国际炒家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三是出台太过草率，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国际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比单纯盯住美元使中国的汇率调整更加被动，因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条件下，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诱使第三国货币贬值的方式，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因而，调整的结果是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制造业利润被挤干榨尽。
2006年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郎咸平的观点。
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受质疑，给周小川的改革计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2009年3月23～26日，亦即伦敦G20金融峰会举行前一周，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倡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逐步取代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多数评论者认为，周小川的言论只是借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之机，表达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或者他的建议即便具有可行性，亦只是一种未来的选择方案。
然而，周小川的真正用意并不在此。只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所设定的规则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周小川提出此建议背后的逻辑是，既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值得信任，那就应该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而代之；超越主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选项；而中国 1994年就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又是，必须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一个利用国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清晰可见。
伦敦G20金融峰会和匹兹堡G20峰会之后，超主权储备货币问题渐渐淡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论域，取而代之的是双边货币互换进程的加快。与此同时，汇率制度改革亦在按照“部分可兑换-基本可兑换-完全可兑换”的步骤逐步推进。最新的消息是，周小川的学术密友、中国建设银行[4.87 -0.61% 股吧]董事长郭树清6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说，未来5年内，能够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
参与“复关”谈判第一年，龙永图就遭遇了与世界没有共同语言的尴尬。
当《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有关周小川的文章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的时候，龙永图登上了大连一家地产公司特别为他策划的一个经济高峰论坛——《论道•龙永图》，他演讲的内容自然离不开“入世”谈判。7天之后，他又要赶赴天津滨海新区，主持首届“于家堡论坛年会”，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入世十周年，金融开放回顾与展望”。
虽然龙永图离开谈判桌已经十年，但是多数公开场合，“入世”谈判总是他绕不开的话题。
十余年参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不下五十次往返于北京与日内瓦之间，早已使他成了中国“入世”的代名词。
而从1992年他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开始参与“复关”/“入世”谈判至今，他的角色经历了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到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推动者，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道者的转换。
龙永图大学时学的是英美文学。1973年，28岁的他成了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国际经济。与他同去的还有中国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
但是此后，龙永图的职业长期和他留学时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
1991年下半年，中止了两年多的中国“复关”谈判重启。
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访问北京。此时，龙永图刚刚从中国驻联合国特约代表处回国。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出生的署长口音很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翻译听不懂，他们就找到龙永图，希望他充当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之间的翻译。
龙永图的翻译工作显然给李岚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3个月的学习结束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1992年1月，他开始参与中国“复关”谈判。
参与“复关”谈判第一年，龙永图就遭遇了与世界没有共同语言的尴尬。
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经常被称作“市场经济俱乐部”，不言而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搞市场经济。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领域的“禁语”。
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被叫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对此，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是，中国“入世”谈判的对手却无法理解：第一、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商品经济；第二、他们不相信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结合。
从宏观层面无法说清楚，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受一位资深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启示，又改从微观层面，即企业运作层面进行讲解，因为他们认为，企业是国家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可以从企业的运行体制中体现出来。为此，他们还从北京请了一批研究企业管理的专家去日内瓦，跟谈判对手解释那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疑问：中国报纸有关企业运行机制的报道说，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两心变一心，那么两心是如何变一心的呢？但是，北京专家的解释反而让谈判对手更加糊涂。最后对方说，你只需告诉我，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此路不通，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就和龙永图商量：能否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谈判对手倒是欣然接受，但是回国向中央汇报时被否决了。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承认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才终于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语言。
代表中国的谈判者
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据说最早就是由龙永图舶入中国内地的。
1997年2月，龙永图升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兼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而两年前，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取代了“临时适用”的关贸总协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协调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因而，此时的谈判就由“复关”谈判变成了“入世”谈判，而谈判的范围亦相应扩大。
谈判范围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外参与利益博弈的部门大大增多，谈判难度随之增加。
一方面，中国谈判代表团的规模急剧扩大。“实际上各个部门参与的谈判代表,一个方面是代表我们中国谈判,说得难听一点,一方面是监督龙永图是不是出卖了他们部门的利益。”龙永图后来回忆说。
另一方面，谈判对手，特别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双方讨价还价最激烈的就有八个：一是农产品[15.54 -3.78% 股吧]市场开放、出口补贴和国内的农业支持问题；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当时中国代表团坚决不承诺开放A股等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三是保险业开放问题；四是电信业开放问题；五是银行业开放问题；六是汽车业开放问题；七是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八是外资外贸经营权问题。
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舶入中国内地的。
龙永图的话是有所指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而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入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
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所有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中央决定的。谈判到了最后，外经贸部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龙永图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外经贸部，成了刚刚成立一年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的秘书长。“我去博鳌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6年，龙永图接受北京一家媒体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当初的选择。
2007年，龙永图联手贵州卫视，推出了一档谈话节目——《论道》。他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要论的“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他要利用《论道》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释和说明。
《南方周末》给他此时的身份定义是：布道者。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而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与周小川、龙永图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则是从体制外“空降”到体制内的“海归”高官。
2007年上半年，中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两个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
对于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国内舆论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万钢的“入阁”能给中国的政治、人事制度变革带来新气象。
另一些人则希望陈竺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点：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能否加快医疗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时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和趋势？能否革除公共医疗机构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流弊？能否让卫生部摒弃部门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2006年9月，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14个(后增至16个)部委联合组成医改协调小组，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春节前后，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世界银行六家中外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的医改方案设计；4月、5月、6月，又增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提出的三套方案。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成为各套方案之间争论的焦点。直到5月30日至31日八套方案(当时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提出的第九套方案尚未上报)齐聚钓鱼台国宾馆“过堂”时，“市场主导”的声音仍然占据着上风。
彼时，陈竺正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上。
2007年10月17日至18日，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了南北两大片区“医改座谈会”(亦即“1017会议”)，讨论综合了九套方案而草拟的新医改讨论方案，“政府主导”的观点突然占了上风，“到2020年建立一个覆盖中国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总目标和“坚持公益性”的改革主线基本成型。
“新一轮医改启动之时，卫生部主政的是高强，而医改新方案成形之时，陈竺才上任不久，而且新方案是十几个部委参与起草的，所以陈竺个人对医改新方案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长期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他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推进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制订更完善的配套方案和建立更好的医疗卫生系统运行体制。”
陈竺1984年至1989年曾就读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血液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1995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艺术、科学和人文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和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
而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法国是他出访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推动，中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多领域的合作。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很难说是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模式。从医疗保险，到医疗服务体系，再到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再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尽善尽美的。”
王虎峰的说法或许正好说明，陈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的能量正在释放。
新一批“海归”正在中国政坛崛起
是非“海归派”
专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本刊记者 |贺梦禹
“海龟”已经成为中国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他们对中国国际化造成的影响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就此，《世界博览》专访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中国“海龟”从政者，多了还是少了？
《世界博览》：海归从政从中国历史上看情况如何？
王辉耀：“海归派”从政始自清末，辉煌于民国；黯然于“文革”，复兴于当代。与历史上的叱咤风云相比，当代“海归”对中国政坛的最大贡献是专业技能与先进理念。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海归”人士都在中国历届政府各个部门和机构中发挥了积极的和突出的作用。在孙中山先生组建的临时内阁中，归国留学生在9个部的 18名部长、副部长中占了15个席位。从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成员中分别有41.93%和 51.37%的人为留学人员出身；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归国留学人员。
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先后归国服务于外交界。据1935年版的《中国外交年鉴》记载，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就有73人，约占85%。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中，共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有留学经历的就有88位，占44.4%。
留学生对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留学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诞生，也同“海归”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占2/3。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有42人，占 2/3。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时称毛刘周朱陈林邓的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他后来在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前苏联，至于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市负责人中留苏(东欧)学生(如钱其琛、邹家骅等)也有相当数量。
《世界博览》：海归从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形怎样？
王辉耀：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根本目的，是希冀他们学成归来，把所学知识和本领奉献给自己的国家。据统计，世界上担任国家元首的，有留学经历者达到95人，超过50%，即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即使在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领导人由“海归”担任的也不在少数。大家熟悉的有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现任总理李显龙，留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特首曾荫权，留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前政务司长梁锦松也都是留学生出身；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留学加拿大约克大学；台湾前“行政院长”连战，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台湾省前省长宋楚瑜也在美留学；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等。据《亚洲周刊》报道，在台湾的重要政治人物中，至少有8成以上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如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界许多挑大梁的精英，拥有海外高等学历者占很大比例。中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也得力于一大批留美归来的专业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人才。海归人士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崛起和科技挺进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小柴昌俊教授在内，日本多名诺贝尔奖折桂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归派”，日本著名的战略管理大师大潜研一，也是知名的“海归”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博士。
《世界博览》：海归从政高官目前在中国政府中所占的比重多大？
王辉耀：虽然不少“海归”进入中国党政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但是目前中国高层领导中的“海归”人数总体上看还是很少，和国际上特别是和亚洲许多国家相比还是少数。据美国布鲁金斯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李成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研究，中国10届人大这届政府行政部门中，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581 名，其中有“海归”背景的只有48名，比例只有8.2%。在中共十六大35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海归”背景的只有6.2%，和韩国、日本、东南亚以及港澳台地区内阁成员中“海归”占相当大的比例差距还很大。这显然还不是十分适应全球化时代中国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以及充分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的需要。
“海归”高官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
《世界博览》：中国政府吸引“海归”从政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辉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家建设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对“海归”人士开始越来越重视。2007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通过了任命万钢和陈竺分别担任科技部和卫生部部长，就是很好的迹象。
目前，回国的“海归”已有70多万人，他们中有许多中国急需的国际化人才，这对于中国正在迅速提升的国际地位，加强中国对外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提高国家政府官员的效率和执政能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海归”也应逐步摆脱以往对政治的冷淡心态，与国内各路精英一起，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的推荐与招聘、身边的社会公共事务，还可以以参政议政的形式，为国家、社区和大众做出应有的贡献。政协和人大也可以考虑一个“海归”的界别，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允许还在海外的侨民成为国会的代表。
江涌：政府吸纳什么样的人，归根到底还是根据能力来确定的。你的能力和你的一套理论在中国管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那肯定是要唯才是举。德很重要，否则可能是“危险品”。但问题在于，很多“海归”连是不是“才”都很难说。跟自然科学领域衡量人才的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标准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一向都有点说不清楚，衡量能力的标准相对简单。有的博士回来根本就只是一个光环，很多假学历现在都被发现了，商界有，比如唐骏，政界也有，只不过没有像商界那样被媒体炒得那么厉害。
的确，“海归”高官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但是在扩大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名义下，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等这些“华盛顿共识”被中国广泛深入地贯彻与执行，也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源头所在。多年来，我们基本不问“德”与“才”就给了财经“海归”很多机会、很多荣誉、很高的地位。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如今应当是施加相应的责任、约束的时候了。
《世界博览》：“海归”高官给中国政治带来了哪些新东西？
王辉耀：以科技部部长万钢为例，他是近30年来第一位在海外旅居16年以上的“海归”人士担任正部级高官。以往各届政府中，留学归国人员出身的部长也有，如前教育部长周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前科技部长徐冠华等均是留学归国人员。但他们均是在海外留学后立即归国或者短期工作后归国，基本上属于从体制内去又回到体制内的。而万钢却是在海外留学6年，工作定居10年后才回国工作的。这在中国以往的正部级干部任命上几乎没有先例。像万钢这样海外留学和工作多年的“海归”人士能担任科技部这样重要的行政部门部长，充分说明国家高层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以及对“海归”人士的高度信任，对许多尚在海外的留学人员和“海归”中占大部分的体制外的“海归”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未来影响。
江涌：积极影响的很多，消极的也不少，“海归”在不同的部门扮演的角色肯定是有不同的。在有的部门，“海归”的力量很强，所以影响就很大，有的部门比较弱，所以影响就会小。现在在中国政府里“海归”已经很多了，像发改委，财政部就有不少“海归”，但是，这些部门里“海归”不占有强势，所以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太明显。在财经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比如在央行、银监会，金融“海归”就很强势。
在这些部门，“海归”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据内部人士透露，在人民银行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不行的，领导批阅文件，还时不时用英语。他们搞的货币政策，基本东西都是美国那一套。现在我们看来这一套东西在中国就有些水土不服。客观上，的确给中国造成越来越大的麻烦，甚至是给中国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比如货币主权的侵蚀与国民财富的流失。大家都知道“四大银行”是国有资产，但是国资委管不了四大银行。多年来，共同的价值与利益取向，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极大极强的金融利益集团。为了强化集团的利益，当然集团利益和部门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搞一个“武大郎开店——不容高人”。当今中国金融领域的种种问题，中国经济虚热实冷，金融利益集团脱不了干系。
《世界博览》：“海归”高官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因为水土不服吗？
江涌：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海外的那一套完全搬过来，所以在中国就会水土不服。比如他们用的都是美国芝加哥的那一套自由主义的东西，这在中国肯定是不对路数的，就像当初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把苏俄的理论照搬到中国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一样。现在，看看中国的宏观调控，金融部门(比如人民银行)全是按照美国的路数来搞的。他们一手拿着自由主义教科书，一手拿着统计部门的数据，就搞宏观调控了，而理论与数据都有问题，所以房价越调越高，通货膨胀越调越高，宏观调控越调越乱。仅凭经济常识，你就能感觉到他们搞的那一套是完全不行的。说起来，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回国就当上高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国情。
《世界博览》：“海归”从政会成为一种潮流吗？
王辉耀：海外研究中国大陆政治的学者认为，在西方国家留学过的“海归派”，开始在大陆政治经济舞台崛起，正逐渐影响大陆未来的政经形势，成为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手。而且随着更多留学人员在政府机关晋升司局级干部和部级干部，以及在中、外资企业任要职的“海归派”越来越多，在同本土文化与官场文化逐渐融合后，这股强大的冲击力不可忽视，将会带来中国政坛的新气象。中国要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提升中国的外交地位，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沟通和打交道的能力，中国必须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现有的与正在海外储藏起来的巨大的国际人才库。
江涌：这个不好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的确给了“海归”很多的机会、很好的待遇，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与他们的实际能力与贡献是不相适应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都崇洋媚外，原来从海外拿个博士回来就能得到副司级，至少也是正处级待遇。现在可能好一点，没过去那么容易了，更多的还是凭能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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