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误判能耗与GDP背离信号

——与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商榷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2009年5月15日，《华尔街日报》引用国际能源总署（IEA）的统计报告称，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过于乐观。IEA认为，中国公布第一季GDP较上年同期增长6.1%，但这一数据与中国当季石油需求下降3.5%的情况不符，与异常疲软的电力需求也不相吻合。 　　对此，中国官方有关人士对此进行了解释和反驳。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解释与反驳都有“误读”中国能耗数据的嫌疑，不足以说服人。 　　其实，在国外媒体对“中国能耗负增长与GDP高增长”提出质疑之前，国内就已有不少媒体开始对“中国GDP正增长而能耗负增长”提出质疑，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数据乐观说”不是国外媒体率先提出的，而是中国媒体自己首创的。 　　早在2009年5月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发表题为《正确看待用电量负增长与经济正增长》的文章称，生产结构变化是用电量与经济增长数据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2009年5月25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就有关国际组织质疑中国经济数据可信度的情况接受记者采访》，文中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华尔街日报2009年5月15日根据有关国际组织报告编发的对中国经济数据质疑的文章观点缺乏论据。不过，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申诉的主要观点仍存在暇疵，不足以说服人。 　　（一）误判之一：能耗数据与GDP背离是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较大”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正增长，而全社会用电量却是负增长，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今年一季度产业结构变化较大，用电量相对较少的第三产业增长较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工业占GDP的比重。”二是“主要高耗能行业生产及用电量增长放缓，而用电相对较少的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 　　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有些“本末倒置”、因果互换。应该说，因为“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经过近10年高速而过度扩张，直接导致了这些行业自身的严重产能过剩，当“两高一资”行业扩张走到尽头时，行业生命周期的“大头部”也就构筑完毕，接着下来就是“行业产能”的饱和与过剩。这也许就是今年第一季度能耗绝对减少的原因，但绝不是因为“节能、降耗、减排、环节”，也不是因为“产业结构”的突然升级换代。 　　众所周知，1998——2008年，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快速扩张的10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饥渴式”融资得以空前满足，投资规模急剧膨胀，随着中国城市工业化的飞速推进，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快速扩张、块头越做越大，从而支撑中国GDP以高达两位数的速度飞快增长。 　　然而，依赖“两高一资”行业支撑的快速工业化和GDP高增长，最终将不可持续，相反，它必然会形成大量的“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正是在这一特殊而关键的背景下，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成为终结中国经济这一轮“长周期”、“高增长”的导火索。因此，金融危机成为当今世界所有经济问题的一个“万能”理由和最佳借口。 　　十年快速扩张的“两高一资”行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电力、煤炭、水泥、造纸等，它们既是中国GDP高速扩张的最大“功臣”，同时，它们也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本轮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当这些周期性扩张行业——“两高一资”制造业一旦出现产能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时，电耗与油耗总量就会负增长，而那些非周期性行业则仍会支撑中国GDP正增长。 　　不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决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2009年第一季度的能耗数据与GDP背离，绝不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主动调整与变化，而是因为“两高一资”工业的大幅滑落，虽然我们尚不能判断这是“两高一资”行业的绝对过剩，还是相对过剩？！ 　　（二）误判之二：美国和日本也出现过能耗与GDP背离的类似现象 　　为了说明能耗与GDP背离不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独有现象，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利用“反证法”指出美国和日本也出现过类似现象。“比如美国2001年电力消费下降3.6%，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8%；1991年电力消费增长5.0%，但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2%。日本2003年电力消费下降1.3%，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在1980、1982和2001年也曾经出现电力消费下降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情况，而在1998和1999年则出现电力消费增长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情况。”我们尚不必分析发言人列举的这几个数据的“背离”程度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发言人绝对弄错了比较对象和比较标准。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和日本基本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退居“次要”地位，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体）占GDP的比重只有25%左右，相反，“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GDP绝不是依靠“两高一资”行业来驱动的，或者说，在美国和日本，GDP的增长已与“两高一资”行业没有太大关联。 　　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钢铁年产量40年来一直稳定在1亿吨左右，几乎呈水平状，这正是一个“后工业化”社会的能耗特征之一。相反，正处高速工业化的中国，GDP仍主要依赖“两高一资”行业的扩张与支撑。目前，中国钢铁产量不仅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5倍，更是世界十大产钢国的总和，而且中国钢铁产量的高增长似乎仍然没有停下来的任何迹象。由此可以断定：作为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高增长与“两高一资”行业的超速扩张息息相关，并具有相当高的关联度。从今年第一季度能耗与GDP背离来看，说明在过去中国GDP的两位数高增长中，“两高一资”行业至少贡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 　　（三）误判之三：外贸与GDP背离是完全正常的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1%，而外贸同比下降大约20%，基于外贸与GDP数据的背离，国际能源总署（IEA）对中国GDP数据的真实性也提出了质疑。为此，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指责对方犯了“盲人摸象”的幼稚错误，并指出：“GDP的增速是投资、消费和国外需求增速的综合结果，因此GDP增速与三大需求中的某一需求如国外需求增速方向不一致是正常的。今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6.1%，完全是靠内需所拉动。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急剧下降，国外需求大幅减弱的形势下，我国采取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投资持续加快增长，消费稳定较快增长，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加大。初步测算，今年一季度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国外需求负拉动0.2个百分点。”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贸出现大幅顺差以来，中国GDP的高增长就一直建立“出口导向型”的总量扩张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除了以“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扩张作为动力源，“外资、外贸、廉价劳动力”（两外一廉）也是中国GDP高增长的驱动器。谁能否认：中国GDP从13%的高增长滑落至6%的“低增长”，你能说这里没有“外贸”的巨大功能？谁能否认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作用？谁能否认中国经济对外贸的高依存度？ 　　只不过，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旦遇到世界性金融危机，20%的负增长也属正常。当然，这也更说明了中国外贸进出口结构档次不高，还缺乏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从产业结构到贸易结构的累积矛盾已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甁颈，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已成大势所趋、迫在眉睫、已无退路。 　　正确结论：30年改革开放，30年GDP高增长，我们不仅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我们还成为了世界第三大GDP大国。然而，“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快速扩张已走到了尽头，由此而形成的“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已十分严重，“两高一资”行业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反，它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代价”和“环境破坏代价”已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样，它也无法让国民真正共享GDP增长的经济成果。 　　因此，中国经济已到了该“面对现实”、转换改革思路的时候，切不可逃避现实、回避矛盾。“金融危机”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但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要学会转“危”为“机”，切莫再用老眼光、老办法刺激经济，一味盲目扩张“两高一资”行业。GDP高增长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仅为GDP而刺激经济，而是要切实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鼓动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全速推进第三产业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