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

崔宇 9月6日，在经过11个多月的磋商后，国企山东钢铁和民企日照钢铁终于达成了重组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东钢铁以现金出资（目前还没有透露具体出资金额），占67%的股权，日照钢铁以其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入股，占33% 的股权。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标志着山东钢铁产业由内陆向沿海转移战略迈出重要一步”，但在非官方眼中，却可能标志着在新一轮抑制产能过剩的宏观调控背景下，“国进民退”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有抑制产能过剩和提高行业集中度等诸多理由，但是在钢铁业这个竞争性行业，“劣质”国企在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支持下“强行”重组“优质”民企，无论如何都意味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针对目前中国在航空、煤炭、钢铁甚至乳制品等行业的“再国有化”风潮，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如果确实需要国有企业，那么到底应该集中在哪些行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各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国有企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比如，在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行业，需要设立国有企业来弥补市场失灵，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各国往往实施赶超战略，政府直接设立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和生产更有利于推动工业化进程和振兴民族经济，尤其是在石油、石化、电力、电信、铁路和航空等行业，这也是二战以后西欧、拉美等国广泛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之一。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将各行各业全部收归国有。随着上世纪80年代全球 “私有化”浪潮的到来，中国也开始了渐进式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以承包为主的“两权分离”，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抓大放小”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虽然现在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幅下降，并且从大多数竞争性产业退出，但仍然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率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在5%左右，发展中国家在10%左右。而且，国有企业大都集中在自然资源和金融领域，对生产要素的垄断优势让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虽然在石油和石化等战略性产业国有企业主导有其必要，但是从目前钢铁业和航空业等竞争性行业的“国进民退”倾向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攻坚阶段之后正在“知难而退”。这已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国有企业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按照国资委2006年推出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在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失灵、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方面的角色更淡，反而单纯牟利的角色更浓，即哪个行业利润高就奔向哪个行业。历史学者秦晖曾认为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把“放权让利”演绎成了“卸责争利”，国有企业唯钱是举的“有进有退”似乎验证了这一点。 比如，近几年钢铁业一直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但这一阶段民营钢铁企业却保持快速发展，民营钢铁企业凭借低成本和高效率仍然可以保持利润空间，这也直接导致了国有钢铁企业对民营钢铁企业的“怨恨”并动员一切力量“收编”，以提升自己的盈利水平，尽管钢铁业似乎并不属于国有企业必须要主导的行业。在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领域，也不乏国有企业借助垄断地位赚取利润的例子。至于保证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从中石油和中石化在油价高涨时期制造的“油荒”以及国有钢铁企业在铁矿石谈判过程中的受贿行为，可以看出他们或许更多是为了谋取私利和功利，而不是公共利益。 总之，国有企业存在的前提是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政府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管。如果政府抛弃了“政企分开”的原则，以有形之手加以“扶持”，纵容国有企业借助行政权力和金融优势壮大自己，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这样既不公平又无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