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谋变 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将首次披露

货币政策谋变 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将首次披露

　　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进入新的货币政策周期，以平抑危机期间非常态的宽松货币政策影响，监管者们对原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亦进行反思，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各国央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主流政策倾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创新加速。过度的金融创新，又脱离监管视野之外，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因素。

　　中国银行业改革上市之后，金融领域的发展、创新也不断加快，2009年银行表外业务增长迅速，股票、债券、股权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新增信贷规模已无法准确体现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围绕通货膨胀的起落，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历经数个周期，由于利率传导机制不畅，采用的调控工具较为复杂多样。因投资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信贷规模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代理变量，成为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主要手段。但随着金融创新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这一方式已显过时。

　　社会融资总规模(社会融资总量)今年被决策层屡次提及，并被央行官员认为是"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

　　作为中间目标，其可测性、可控性、传导性及其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要求就随之而生。当前，这四点都需要时间检验。因此，这一调控体系的建立及其有效性，在一定时间内仍属探索阶段。

　　在中国现有金融格局下，推行更系统性的金融调控和风险防范体系，部门鸿沟无法回避，只有建立更合理、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这一目标方能实现。目前，金融领域的诸多发展障碍，均指向这一根源，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亟需进行。

　　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宣布，自4月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前不久，央行还实施今年第三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抑制通胀，央行同时动用了数量和价格工具调节货币供给，而这一从紧政策取向，自去年10月便已开始。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融资市场格局亦随之发生变化。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本占融资市场八成份额的银行贷款，虽然连续两年创下"天量"，但占比却直线下降。


　　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人民币新增贷款4.91万亿元，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占比为72％。2009年和2010年，银行新增贷款激增至9.59万亿元和7.95万亿元，同期占比反降为68％和56％。

　　如此反差，单以银行新增贷款为指标，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今年初，央行一改近几年惯例，并未设定银行新增贷款目标。而一个新的概念--社会融资总量(亦称社会融资规模)屡被提及。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此后，这一表述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出现。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最近除了观察贷款总量，还要注意观察社会融资总规模，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中间变量都会反映整个经济情况对货币政策的需求。"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这一全新概念出于央行高层的最新考量，并被决策层接受，意在面对复杂的金融市场新格局，以新的监测指标，衡量金融宏观调控创造的货币量及货币流量，从而更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此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就社会融资总量问题连续发文，阐释其内涵和涵盖的范畴。

　　尽管如此，社会融资总量仍引起热议：现有统计涵盖的范畴能否反映整个社会融资总量？这一监测量与经济运行相关性如何？在中国现有金融发展框架下，如何实现"监测"与"调控"的有效结合？

　　诸多讨论与争议表明，这一新的货币政策的监测量，成为实际政策的调控指标，仍需时日。

　　无可否认，社会融资总量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中国货币决策者正以一种新的思路考量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尽管货币调控的重要变革仍有待时日，但变化已然开始。

　　金融统计变革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4月中旬，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将首次披露。

　　"我们将先试行公布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总量数据和各组成部分。"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4月1日在央行办公室接受《财经》杂志专访，详解社会融资总量的形成过程，并透露了该项工作的最新进展。

　　目前，央行已经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数据沟通机制。同时，央行也在逐步规范对信托等综合领域的统计，部分数据已经可以实时编制。

　　盛松成表示，未来将及时监测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构成变化，分析其变化特点以及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

　　由于直接融资市场和商业银行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货币政策仅仅调控贷款显得力度有限。央行从去年11月起，开始在内部讨论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

　　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由央行牵头编制社会融资总量。至此，这一新的指标被决策层认可。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为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半个月内两次主持召开行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分管调查统计工作的副行长杜金富，也主持召开社会融资规模专家论证会。

　　一位人民银行太原中支的人士透露，央行分支机构的相关人员也在紧张筹备、探讨、论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范畴与具体指标，一边统计、一边研究和修正。

　　今年2月17日，盛松成首次撰文阐释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即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

　　他在文中表示，央行当前执行的统计口径为：社会融资总量等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各项之和。

　　3月17日、18日，央行调查统计系统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定义社会融资总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统计量的范畴。

　　外界有所质疑的是，当前披露的社会融资统计口径中，将规模巨大的外汇占款、国债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剔除在外，可能令统计数据缺乏足够代表性。


　　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新增外汇占款3.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8％，国债净融资9753亿元，同比增长19％，当年FDI折合人民币7416亿元，同比增长15.4％。三者之和相当于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的六成。因此，央行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被一些专业人士看做意义不大。

　　盛松成表示，从地域上看，社会融资规模是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FDI和外债是从国外部门获取的资金；外汇占款是金融性公司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占用的本国货币，其发行主体本质是国外部门，而在我国"双顺差"贸易结构下，其增长是被动的。他认为，FDI和外汇占款都不具备可调控性，不属于金融调控的范畴。

　　国债的发行主体为政府，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以及弥补财政赤字，并不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盛松成进一步解释，国债发行、兑付政策属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补充，不应该将国债作为货币政策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组成部分。

　　一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则认为：这三个领域的资金量足够大，应该纳入调控范围，但国债是财政资金调控的手段，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货币政策难以插手；而其他两项统计是外部资金流，央行又缺乏调控能力。

　　私募股权、民间融资、对冲基金以及一些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由于目前没有权威的统计，暂未纳入。接近央行人士表示，央行内部仍在讨论统计监测这些指标，"一些当前未入选的指标，不代表未来不会纳入。"

　　面对这场牵涉面颇广的货币统计变革，一位人民银行分行人士透露，由于中国金融统计一直比较薄弱，缺乏科学规划，指标界定和分类不一，往往相同名称表示不同内容，中央各部门乃至央行内部的各种指标都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梳理一套可得、可测、可比的数据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