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 | 总市值(亿元) | 期末总市值占比(%) | 流通市值(亿元) | 期末流通市值占比(%) | ||||
| 期初 | 期末 | 增加 | 期初 | 期末 | 增加 | |||
| 银行 | 22013.53 | 38144.99 | 16131.46 | 15.75 | 5711.39 | 33585.53 | 27874.14 | 22.43 |
| 石油 | 16916.80 | 23045.31 | 6128.51 | 9.51 | 515.27 | 752.34 | 237.06 | 0.50 |
| 煤炭 | 5428.04 | 13819.39 | 8391.35 | 5.71 | 1332.13 | 5394.72 | 4062.59 | 3.60 |
| 房地产 | 4838.11 | 11987.24 | 7149.13 | 4.95 | 2847.15 | 8588.04 | 5740.88 | 5.74 |
| 保险 | 6012.53 | 10849.46 | 4836.93 | 4.48 | 1610.83 | 3298.78 | 1687.95 | 2.20 |
| 石化 | 5228.48 | 10467.03 | 5238.55 | 4.32 | 968.87 | 9982.53 | 9013.66 | 6.67 |
| 机械 | 3805.72 | 9696.74 | 5891.02 | 4.00 | 1935.68 | 5582.78 | 3647.10 | 3.73 |
| 有色 | 3334.05 | 9345.18 | 6011.13 | 3.86 | 1352.90 | 5149.68 | 3796.78 | 3.44 |
| 钢铁 | 4180.72 | 8824.61 | 4643.90 | 3.64 | 2267.44 | 5311.44 | 3044.00 | 3.55 |
| 医药 | 3761.80 | 8459.33 | 4697.53 | 3.49 | 2327.42 | 6192.78 | 3865.36 | 4.14 |
| 食品 | 3475.98 | 7602.53 | 4126.56 | 3.14 | 1729.41 | 5584.15 | 3854.74 | 3.73 |
| 证券 | 2715.93 | 7556.92 | 4840.99 | 3.12 | 1726.19 | 3987.40 | 2261.21 | 2.66 |
| 电力 | 4811.59 | 7095.89 | 2284.30 | 2.93 | 2652.66 | 4896.30 | 2243.64 | 3.27 |
| 化工 | 3775.57 | 6990.25 | 3214.67 | 2.89 | 1806.99 | 4637.06 | 2830.07 | 3.10 |
| 建筑业 | 3158.70 | 6771.49 | 3612.79 | 2.80 | 1200.21 | 2970.74 | 1770.52 | 1.98 |
| 汽车及配件 | 1786.57 | 6314.23 | 4527.65 | 2.61 | 912.54 | 5185.64 | 4273.10 | 3.46 |
| 航运业 | 2532.02 | 4962.69 | 2430.68 | 2.05 | 1143.25 | 3112.13 | 1968.87 | 2.08 |
| 商业 | 2030.45 | 4285.29 | 2254.84 | 1.77 | 1384.51 | 3361.14 | 1976.63 | 2.24 |
| 通信 | 2098.21 | 4260.70 | 2162.49 | 1.76 | 1178.91 | 3365.48 | 2186.57 | 2.25 |
| 电气设备 | 2084.06 | 4140.51 | 2056.45 | 1.71 | 1145.92 | 2611.65 | 1465.73 | 1.74 |
| 家电 | 1474.18 | 3816.91 | 2342.74 | 1.58 | 887.03 | 2952.33 | 2065.29 | 1.97 |
| 建材 | 1535.42 | 3537.08 | 2001.65 | 1.46 | 801.32 | 2646.30 | 1844.98 | 1.77 |
| 元器件 | 950.01 | 2866.93 | 1916.92 | 1.18 | 538.37 | 1657.25 | 1118.88 | 1.11 |
| 纺织服装 | 1252.17 | 2841.62 | 1589.46 | 1.17 | 663.22 | 1744.94 | 1081.73 | 1.17 |
| 农林牧副渔 | 1055.32 | 2565.66 | 1510.34 | 1.06 | 627.57 | 1780.23 | 1152.66 | 1.19 |
| 民航业 | 1256.97 | 2540.83 | 1283.86 | 1.05 | 476.28 | 1624.63 | 1148.35 | 1.08 |
| 软件及服务 | 991.77 | 2497.62 | 1505.85 | 1.03 | 526.90 | 1481.11 | 954.21 | 0.99 |
| 综合 | 891.42 | 1998.76 | 1107.33 | 0.83 | 629.12 | 1576.78 | 947.65 | 1.05 |
| 公路 | 993.45 | 1758.82 | 765.37 | 0.73 | 355.74 | 975.62 | 619.88 | 0.65 |
| 铁路运输 | 1306.57 | 1716.79 | 410.21 | 0.71 | 422.85 | 1670.50 | 1247.65 | 1.12 |
| 传媒 | 835.29 | 1643.18 | 807.89 | 0.68 | 561.67 | 1280.25 | 718.57 | 0.85 |
| 造纸包装 | 710.07 | 1630.98 | 920.91 | 0.67 | 429.02 | 1182.03 | 753.01 | 0.79 |
| 贸易 | 642.85 | 1607.70 | 964.85 | 0.66 | 419.74 | 1382.23 | 962.48 | 0.92 |
| 供水供气 | 650.20 | 1430.40 | 780.20 | 0.59 | 280.70 | 736.26 | 455.56 | 0.49 |
| 化纤 | 497.79 | 1290.74 | 792.95 | 0.53 | 234.70 | 837.65 | 602.95 | 0.56 |
| 计算机硬件 | 498.06 | 1228.50 | 730.44 | 0.51 | 326.22 | 962.65 | 636.43 | 0.64 |
| 城市交通与仓储 | 358.28 | 978.23 | 619.95 | 0.40 | 209.08 | 575.62 | 366.53 | 0.38 |
| 酒店旅游 | 307.21 | 939.55 | 632.34 | 0.39 | 166.54 | 535.96 | 369.41 | 0.36 |
| 日用品 | 175.69 | 388.19 | 212.50 | 0.16 | 112.15 | 293.71 | 181.56 | 0.20 |
| 金融其他 | 80.68 | 187.22 | 106.54 | 0.08 | 56.53 | 162.76 | 106.22 | 0.11 |
| 信托 | 84.49 | 136.29 | 51.80 | 0.06 | 56.49 | 136.24 | 79.75 | 0.09 |
Wednesday, October 27, 2010
09年各行业板块总市值及流通市值情况
高官贪腐录
高官贪腐录
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呈现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时代特征。这些贪腐行为集中于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交易，因何暴露，应如何预防、惩治？望这份万字报告为政改设计者和实施者鉴
《财经》记者 陈晓舒 徐凯
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年－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在落马官员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位高权重，占有更多体制内外资源，直接或间接拥有巨大的“话事权”。但在权力失衡与监督失效的制度背景下，他们的贪腐行为带来的破坏力更大，亦更大地影响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故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120人（见附录），仍不是这23年来落马高官之全部，不完全统计盖因信息不透明。
他们因违法违纪被查时，年龄最高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低者则不过48岁，于正得意时陨落。罪名除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外，还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陈同海案）；确凿可证的是，他们中近半数人养有情妇；绝大多数出身于平常人家，仅寥寥数人为高干之后。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语，但由于制度缺陷及监管漏洞，近20多年来，虽然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行为却与日俱增。目前的腐败形势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行业领域越来越庞杂等特征。
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内观察，以每五年党政轮替的周期为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由此可见，在数量上，每过五年相关数字即翻一番。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见图表1）。
这份样本广泛分布在全国要害部门的各重要职位。除西藏、内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未有涉及外，这份样本涵盖了其余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其中，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解放军系统高级将领1人。
在官员序列最顶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落马官员有三名。巧合的是，他们均匀分布在前三个五年周期中：1995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1999年被查处的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6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事实上，多重信息表明，对官员腐败的关注，以及对于预防与惩治腐败体系的建设，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20多年里，历届领导人皆高度重视腐败问题。邓小平表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则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连续八次在每年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今年1月12日，胡锦涛表示要“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同时继续推进“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致力于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正是本报告的初衷。这份统计报告的原始资料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
通过梳理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的省部级及以上落马高官的贪腐行为，可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相关贪腐呈现怎样的时代特征？这些贪腐行为更青睐哪些领域，其进化发展具有何种内在脉络？他们在权力、行业、职位和年龄等领域分别有怎样的高发特征？省部级高官又因何东窗事发？而关于他们的司法审判，其时限、最后的罪名和刑罚有何不同？其司法通道有何现实意义？
本报告希望借此提供一个契机，有益于今后的反腐格局，为政改设计与实施者鉴。
报告一
贪腐的时代特征
统计表明，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
如果说腐败源于权力的异化，那么异化的根源便是权力产生的土壤和环境。此部分报告关注各历史阶段下，贪腐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除了以五年为周期区分，将过去23年（1987年－2010年）合并为三个阶段后，可知各阶段的腐败各有其明显特征：1、1987年至1992 年，表现为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流量腐败；2、1993年至2002年，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领域腐败；3、2003年之后，呈现复合式权力寻租，尤其是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买官卖官”大量出现。
对应于每个时期，体制上正好经历了“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民间资本的躁动、资本市场的开放、房地产市场与国有土地转让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等，以及政府向集管理、服务、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为一体的“混合体”的转型，大大扩充了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自21世纪以来，高级官员腐败的方式极为复杂，呈现出复合性和变异性。
统计表明，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
一、商品寻租阶段（1987年－1992年）
在第一个阶段之初，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放弃中共十二大“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此时间段内，高官腐败集中在流通领域，具体包括受贿、偷税漏税、擅批或擅改国家统配物资、黑市交易牟利和挪用公款等。例如，1987年2月，安徽省委原秘书长洪清源因受贿2.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87年4月，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省部级高官受贿的金额较小。按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受贿罪立案标准规定为2000元，这一数字在1997年重修《刑法》时提升至5000元。
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资源不仅稀缺而且多为行政机关掌控，对手握审批大权的高官们来说，其寻租冲动几无内外制度的约束。一个例子是，新疆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即因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车皮，收受贿赂15842元，1989年被撤职。但因“能主动坦白交待，退清赃款赃物”而免于起诉。
无独有偶，1990年，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因“以车谋私”贪污受贿共折合人民币4819元，后因“在规定的期限内自首，罪行较轻，认罪态度好”被免于起诉。该案为铁路系统最大的腐败案，从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到铁道部官员共40多人落马。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高官腐败主要形式为：操控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行政审批权，占有大量体制内外的稀有资源，通过改变计划分配，使其流向利益关联方并从中牟利。
随着腐败的大量出现，立法机关开始加强对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处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玉忠告诉《财经》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3 月8日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索贿罪、提高了受贿罪的法定刑，并对受贿罪共犯作了规定。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次以立法方式明确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第一次规定单位受贿罪、第一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是贪污贿赂刑事制度的一次全面立法。
二、资本寻租阶段（1993年－2002年）
在这个阶段初始，第三代领导集体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进一步发展。
此前1992年底，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登上权力巅峰。但仅三年后，陈希同即因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案引咎辞职，不久身陷囹圄。1995年9月陈希同即被清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于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前夕）被开除党籍。
该案始于江苏无锡一起非法集资案，后牵出王宝森贪污公款线索，王宝森随即畏罪自杀，但遗留的案件线索随后牵出陈希同。
1998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一个月后的终审维持原判。陈希同被认定非法占有对外交往中接受的共计价值人民币55余万元的22件贵重礼物，并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修建两座豪华别墅作为享乐之所，涉及资金近4000万元。
随后落马的另一位国家领导人成克杰，涉案情节包括1994年通过情妇李平受地产公司请托介绍并插手地产项目等。除成克杰外，在这一时期，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等人都涉足房地产腐败案件。
“凡是在稀有资源的分配上有利可图之处，都会看到这些贪官的身影。”中央党校教授林说。
同时，在这十年期间，越来越多的窝案开始出现，其中，两个影响深远的窝案——“厦门远华走私案”（见图表2）和“辽宁慕马案”（见图表3）几乎在同期被查出。
这其中，远华走私案堪称该时期政商勾结的腐败样本。该案涉及石油、汽车、房地产、文体娱乐等众多暴利行业，案件主角赖昌星在政界死党的帮助下潜逃加拿大，迄今未能引渡回国。其身后利益关系网中的高官悉数落马，包括当时的公安部、海关总署、福建省相关领导。
同期还有四名央企高管落马，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中国华能集团原副董事长查克明、神华集团原副董事长李大强。彼时，无论银行还是央企，都实行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人事任免由组织部门循旧例进行，激励约束机制非常薄弱，以政代企的结果必然孕育一个权钱杂交的怪胎。前车之辙如此清晰，亦印证当今市场化改革之路不能踌躇，实应加速。
对相关贪腐案例的分析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官员腐败已不光延续之前的“官倒”等行为，腐败从“商品流量领域”拓展到“资本存量领域”，即进入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土地和房地产领域、大型的城市建设领域和金融领域。如陈良宇帮助商人张荣坤取得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206亿元；帮其弟陈良军获批和转让土地，非法获利人民币1.18亿元。
此间大量出现的经济部门腐败，与渐进式、不彻底经济体制改革相关，例如交通领域“四位一体”的投资体系，正好应合其“前腐后继”的交通官员。在这里，改革迟滞的阻力来自旧体制的受益者，也就是学界早已指出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在反腐形势的变化下，为遏制官员的“图利”冲动，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随后2000年12月，中央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并于2001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要求相关官员报告个人和亲属的财产状况。
此外， 2000年2月，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建立干部监督工作督查员制度的办法(试行)》；随后的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等相继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反腐制度建设的举措多限于党内监督，而建立法治渠道、加强司法机关作用的反腐建设尤显不足。这一思路延续至今，亦是将来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三、复合寻租阶段（2003年至今）
与中国的政治周期相同，在第三阶段中又一批领导层登场。而这一时期，落马高官在地域分布上覆盖更为广泛，在34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1个省的省部级高官落马。
在此阶段，权力寻租的方式多样，呈现复合特征，其中官位寻租成为主要、也是最恶劣的贪腐方式之一。这表明腐败已超越低层次的“吃拿卡要”的流程腐败，逐步发展出更为高级复杂的形态，可称为“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例如，在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的判决书中，44笔受贿行为中有29笔涉及助人升职、调任和安排工作。
这一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黑龙江卖官窝案。这场席卷黑龙江官场的风暴历时三年，一连串卖官案被清算，其中牵扯的省部级官员六人，如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副省长付晓光、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此外还涉及省直机关厅局级干部 30余人及该省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等九市不同级别官员百余人。
一般性权力腐败可一次完成，而官官之间的权钱交易必是一组连环。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通过行贿获得官位的人，必然在今后通过“卖官”或审批权寻租来获得回报——也就是未来的官官或是官商交易。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中，用新的权力去遏制已有的权力远非良策。而真要做到消除寻租，防止设租，关键在于还人民以选举权，并摆正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位置。实际上，这一时期接二连三出现的“窝案”引发了对人事组织体系的拷问。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三份文件对此进行制约。其中，《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任期、连任限制、最高任职年限、任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等问题作出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则对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适用情形、操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中硬性要求干部在任期结束后加快流动，防止产生利益结合。
为了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2006年9月，《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印发实施。
尽管这一规定要求官员报告个人及家庭的具体事项，包括出国移民等，但在当时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许多官员的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裸官”一词应运而生。这个词汇最早被用在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身上，其妻儿早在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其本人于2007年案发，后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在 2008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据不完全统计，省部级“裸官”还有：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女儿投资移民美国；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其子移民新西兰。
2007年9月13日，旨在履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 兼任首位局长，由此传达双重信息：其一，中国政府直面国内的腐败现象，并不以“家丑”而遮掩；其二，国际携手反腐大势已成，实质性合作日益频密。
2010年7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重获修订，与2006年相比，新规还将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然而，由于规定所要求报告的内容并不公开，公众无从监督，因而执行力度有限，被认为治标不治本。而法学界多有呼吁，治本之策在于严格执行各种涉及反腐败的法律，建立俗称“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等制度。
所谓“阳光法案”，即指在中国，实行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目前中国这一制度建设仅限于党内规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相差甚远，实效也微乎其微。加之“申”而不 “公”，亦使贪腐不能曝于阳光之下。
报告二
贪腐高发带
《资本论》中引用英国经济评论家邓宁格对“资本”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贪腐”，如果把“利润”换成“利益”：“一有适当的利益，贪腐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益，它就铤而走险……有300％的利益，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对权力的制衡缺失和监督不力使得贪腐的多发成为可能，在天然的逐利冲动下，商业、房地产和金融等领域以及官位买卖成为贪腐高发带，大型国有企业更是成为贪腐的温床。
大型国有企业的腐败土壤在于现有机制仍存有明显弊端：其一是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严重不足，其二是现存分布式的管理架构约束力与制衡力太差。
这种腐败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又在地方得到复制；尤其是在分税制体制下，存在资金“活水之源”的领域，都成了重点寻租对象。
一、依权力分类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其《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有一句后世传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邵道生曾提及，中国腐败的发展、泛滥就是权力绝对化、权力失控、权力失去制衡的结果。权力异化可分为四种：“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商品化”“权力的特殊化”“权力的家长化”。
在将公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情况下，由于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现实，可将之拆分为内部行政权和外部行政权。内部行政权包括人事任免权、监督处分权等；外部行政权则范围庞杂，包括以行政审批许可权、行政强制处罚权等在内的行政执法权为核心的权力，以及行政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
在120名落马高官中，《财经》选出其中具有详细司法审判材料的50人组成第二个样本（附录名单中带者），这个样本亦涵盖了各省级党政一把手、人大政协官员、国家部委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高层等。
根据权力类型的不同，统计表明寻租空间最大的当属“行政审批权”腐败，达到七成；审批权之外的“其他行政执法权”占10％，“人事任免权”占32％，“司法权”占16％（其中成克杰等贪腐官员涉及多项权力混合腐败）。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作为手握审批权的“一把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双鸽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等八个单位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以权谋钱，收受贿赂649万元。这也源于国家药监局的管理体制。其时，药监系统实行集权管理，审批和监督的绝对权力控制在少数行政官员手中，权力严重“家长化”。
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2007年7月，郑筱萸被执行死刑。一年后，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称，药监局对药品的受理、审评、审批三项职能的权力进行了分离，不会集中在一个部门。
虽然郑筱萸被判死刑，药监领域的腐败并未阻断。2010年6月，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这表明仅仅将行政权分立并不够。更重要的举措在于减少、限制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还市场与民间以更大的自由，由此抑制寻租空间。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一步减少其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而商务部亦在减少、下放外资审批权。
这其中，“人事任免权”的腐败，即上文提及的官位寻租，占到总数的三成以上。
此外，司法领域的腐败亦占到16％。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执行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财物，合计受贿金额 76余万元。在这50人统计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五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另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308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2010年3月，黄松有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司法系统因贪腐被判刑的最高官员。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看来，所谓司法权腐败，其原因多属法院系统高度行政化后，行政权腐败延伸至法院。因此，抑制司法领域的腐败，首要的任务是推进司法独立改革，在赋予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职能的同时使之去行政化。
二、依行业分类
公权力常常被用于交换，可交换之物包括金钱、权力、荣誉、性等。在50人的样本中，权力的交换遍及商业、房地产、社保、金融、医药卫生、交通、邮政、教育等各个行业。在这其中，商业腐败中官商勾连的简单性，使得其比例高达80％（见图表4）。只需企业一方与官员相识，交换的利益可从偷漏税款到协助企业审批核准、甚至帮助上市等。
这类企业的负责人有如覃辉，其经营过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在今年五月被停业整顿半年。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恩照一案中，2002年5月至2005年春节前，时任星美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覃辉先后五次行贿张恩照共6万美元、20万港元、人民币10万元，目的是利用张的职务，为其公司贷款人民币6亿元和解除贷款抵押担保等。
作为银行金融领域高官，张恩照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多与银行贷款等金融业务相关。2006年11月3日，张恩照因受贿罪一审领刑15年，并未上诉。覃辉却未被公诉。
而房地产业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从卖地的官员，到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都需要行政官员参与。与中国地产业近年来飞飙猛进一致的是，房地产业也成为钱权交易的“热土”，在统计中亦占到近四成。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是其中一例。经厦门市中院认定，2000年至2006年，杜世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诸如解决企业纠纷、项目审批、开发房地产、购买别墅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的财务折合人民币626余万元。
杜在青岛任职期间鼓吹“房价不能倒”，导致官商勾结的腐败大案频发和房价疯涨。杜世成落马前，青岛发生“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 原青岛市规划局局长张志光、青岛市长助理王雁、崂山区国土资源局局长于志军等人应声落马。2008年2月4日，因犯受贿罪，杜世成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外，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等高官的落马，无不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媒体评论，“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与房地产商形成了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
对于“官商勾结”的现象，中央非无所察。2010年5月7日，中纪委印发了《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称的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即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影响工程建设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等。
然而，“官商勾结”的土壤之深、之厚，一大成因即在于行政权力不受制约且无法得到有效监督，而这并非重申党纪所能根治。
三、依职务结构与年龄分类
在120人的样本中，落马的党政系统官员占据了半壁江山，人大、政协官员以近30％的比例位居第二（见图表5）。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任职时落马者占一成，该领域因其固有特征——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垄断资源较多，且监督机制不健全，亦成为腐败产生的温床。
在传统观点中，人大、政协并非实权部门，为何落马人数比例偏高？
按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高官的退休年龄，省部级正职是65岁，若任期未满则可延期3年；省部级副职为60岁，他们退休后大多被安排到人大、政协任职。
在同一样本中，对年龄有据可查者共116人，其中60岁－69岁区间为集中区域，比例占到近一半，而正是这个退休前后的区间，使得许多省部级高官“晚节不保”。此外，小于54岁的占25.86％，大于70岁的占3.45％。
这与贪腐高官的心理因素相关，将近退休的官员往往有“清苦一辈子，最后捞一把”的念头，由此落马后，其在位的违法违纪行为也会被一一盘点而出。如2005年1月王昭耀从安徽省委副书记转任省政协副主席后，为他人职务晋升、企业经营管理事宜提供帮助，收受贿赂终被查处，并牵连出其在实权位置期间的犯罪事实。王昭耀一审被判死缓，后未上诉。
此外，“带病”提拔的官员为数众多，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原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皮黔生等。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最典型，腐败行为可谓“历史悠久”。据法院认定的事实，其腐败行为追溯至其1988年任黄浦区区长之时，到2006年案发长达近20年，一直腐败、一路升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官的贪腐惯性在退居人大、政协二线时未能减速，而失去了行政实权的护卫，落马可能性不免加大。
另据统计，在65岁以后与54岁之前落马的高官比例稍低。65岁以后落马者有陈希同、成克杰等。而54岁之前的省部级官员如王益、郑少东等，均为仕途看涨的“明日之星”，孰料一朝倾覆。
报告三
案发导火索
对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发原因的统计为反腐带来的启示是，案中案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有效方式，而重视举报亦不失为可行途径。内部反腐则不如群众和舆论监督，党内反腐回归法治反腐应为改革方向
一、案中案
在120人的样本中，有据可查的案发方式有91例。在这部分人当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60.44％；被举报的占25.27％；存在失踪、出逃等行为异常的占4.4％；另有9.89％的其他案发方式。
原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称：“工作十几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就没经历过一个收了钱打死也不说的人。”他还曾提及：“往往检举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小兄弟。”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张荣坤被抓后很快供出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而2007年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落马，亦源于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检举。
这类以案带案，往往形成窝案，如上文提及的厦门远华走私案（见图表2）、辽宁慕马案（见图表3）以及黑龙江卖官案。
若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所谓的“窝案”“串案”，其实质就是“一群掌权的腐败分子组成的腐败团伙”，是“一个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这个“腐败团伙”组成的基本原则，正是对腐败的“贡献”程度进行分赃的“利益共享原则”。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渐近式的改革造就了这样一批利益团体，他们不愿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
二、情妇举报
在统计中，因举报而落马的高官数量占到了四分之一，其中近一半为群众自发举报。而情妇成为反腐生力军。2006年6月，主管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副市长刘志华因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落马，录像带的主人正是其情妇。此外，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等人均是因为情妇举报而案发。
据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统计，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中95％都有情妇。这些情妇原本多为官员腐败的中转站和洗钱途径，最后成为高官落马的导火索或加速器。也正因如此，坊间曾流传“反贪靠情妇”之说。
2007年2月，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铲除贪官的情人，则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工程。”2006年落马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成为高官中因犯重婚罪被追究的第一人。
在《财经》的统计中，120人中可明确认定有情妇的有58人，占到近一半。她们在司法上被称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亦可因此获罪。其中至少十名高官情妇已被送上了审判台，如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等。另有部分情妇，包括广东卫视主播李泳（陈绍基情妇）、公安部“警花”王菲（郑少东情妇），目前司法程序尚未完结。
三、内部反腐
对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案发原因的统计为反腐带来的启示是，案中案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有效方式，而重视举报亦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由于“其他原因”（包括内部反腐）而案发者仅仅九人，占总数不过一成，表明内部反腐的效果并不如群众和外部监督。
内部反腐中最显成效的应为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之一的巡视制度。从1996年开始，中纪委、中组部就曾派出十批巡视组，对20个省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六个部门开展巡视工作，重点了解省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廉洁从政等问题，也发现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线索。
陈良宇案即为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反映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运营社保基金问题进行调查中发现；中央巡视组在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进行个人谈话时也从中发现了贪腐线索。
干以胜曾对外表示：“发现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黄瑶、宋勇等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便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工作的成效。”
2009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颁布实施，以完善巡视制度、规范巡视工作、加强党内监督。
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的反腐败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纪委、监察部门的党纪、行政监督，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以及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的“三位一体”模式。随着中央反腐败“战略方针”的正式提出，前述三家监督主体将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有序开展反腐败工作。
目前的实践中，反腐尤其是高官反腐的主要为中纪委主导，而其依据为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在中纪委之外，检察院系统因为有《宪法》《检察官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明确法律规定，已经形成稳定制度模式，在未来的变革中，能更多地开发其法律框架内的增量。
因此，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应是大势所趋与改革所向。
报告四
司法审判特征
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群体，因其案情复杂，司法进程相对较长；考以罪名，鲜有不受贿者；而最后的刑罚中，“生刑”高达九成以上
一、司法进程相对漫长
高官落马后，经历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先是党内纪律检查过程，主要指无期限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其后是司法过程，包括检察院的侦查、审查、公诉，法院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
以50人样本为计，可将他们历经的司法进程分为两部分，一为立案后至起诉的时间；二为法院受理案件后的审判时间。
对这两个时间段，《刑事诉讼法》分别有不同的要求。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126条、127条规定，对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七个月。这还是在案情极其重大复杂，三次报请延长期限的前提下。
不过，《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案件移送起诉后，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也就是说，对于重大的案件，立案后至起诉时间可长至8个半月。
案件若需要补充侦查，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检察院后，检察院可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也就是说，重大案件若历经一次补充侦查，时间一般可长至11个月；若历经两次补充侦查则一般可长至13个半月。不过这些时限在一定情况下仍可延长。
针对50人的统计表明，在8个半月内能提起诉讼的占到总数的四成，8个半月至11个月的占10％，11个月至13个月的占30％，13个月以上的占18％，表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件耗时相对漫长。
针对高官的司法审判，其程序正义引人关注。对律师来说，“会见难”本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常见问题，不过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嘉毅以他代理的李嘉廷案为例称，办案相对顺畅：“在其他地方，从没有接到监管人员给律师电话，通知律师当事人想要会见的情况。在秦城监狱我就遇到一次。”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
如果是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再延长一个月。而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法院后，法院可重新计算审理期限。检察院可以有一次补充侦查的机会，为一个月期限。也就是说，审理期限可长至半年。不过，由于律师可以无限次（每次一个月）申请延期审理，半年并非最长期限。
根据上述规定，按不同时间限制分类后的统计表明，大多数案件能在半年内一审完结，但仍有逾一成的案件超过这一期限。
根据对50人的统计，45天内审结的14人，两个半月内的14人，半年内的15人，半年以上的达7人。不少刑辩律师表示，职务越高、涉及经济犯罪范围越广的，审判超期情况也越严重。
但也有迅速判决的情况。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因爆炸导致其情妇柳海平死亡，于2007年8月9日一审获死刑。该案的审判速度，在中国司法史上鲜见。自2007年7月9日下午爆炸案发生，至8月9日一审宣判，历时仅一个月。从犯罪实施到死刑宣判，作为副省级高官的段义和，在短短一个月内即走完了全部过程——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起诉5天；法院从接到起诉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审宣判仅用15天。
段义和亦是120个样本中，第六位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
此前，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是因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是因买凶杀妻的暴力犯罪被正法。而段义和则集经济犯罪与暴力犯罪于一身，堪称“空前”。
二、受贿罪多，死刑较少
统计表明，这5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罪名涉及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爆炸罪和行贿罪等。
据统计数字，受贿罪最为普遍，超过九成的落马高官身戴此罪（见图表6），表明“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仍然是贪腐的主流；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较易暴露，其中犯贪污罪的只有1人；犯行贿罪者仅一例，表明在位居高位后，这一群体已“只进不出”，少求于人。从另一方面讲，也有高官不查行贿罪的不成文惯例。
司法审判对现实罪责的过滤，也已引起民众质疑。尤其是金融领域如王益案，即使是新闻媒体披露的大量证据确凿的案情，即其弟妹非正常持有上市公司原始股份等情况，也均在庭审中被剔除。
而针对量刑问题，有最高法院工作经历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宣东称，犯贪污、受贿罪，在贪腐数额的划线上，轻刑划线，重刑无线。按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间，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处以十年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则无具体划分，且并不惟数额论，在量刑上也标准不一。
他举例说，李嘉廷受贿1810余万元，被判处死缓。陈同海受贿1.9573余亿元，也被判处死缓。郑筱萸受贿仅649万元，但仍被判处死刑。
而随着经济发展，贪腐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官员越来越多，而级别越来越低。2010年8月，山东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因贪腐1.6亿元受审；而2008年落马的辽宁抚顺官员罗亚平，贪腐金额即已达1.45亿元，其仅仅为一科级国土局长。
近年来，高官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越来越多，这一罪名在1988年首被确立，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新华社评论称，这意味着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
虽然2010年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财产申报作出严格要求，但遗憾的是，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相较之下，美国的法律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检察官可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起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五年监禁。
就50人统计，若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及死刑分类，可以发现，被判死刑的高级官员约10％（其中包括杀情妇致死的段义和、杀妻致死的吕德彬），死缓为26％，无期徒刑为14％，而有期徒刑则高达50％。加上无期徒刑与死缓，这意味着贪腐至少九成可获“生刑”。
如果将6个死刑案例置之120人样本中，其比例已降至5％。
财产刑的判决也不尽相同，除陈良宇、庞家钰分别被处没收30万元、20万元个人财产外，其他受审官员大多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由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面对司法机构的审判时，往往“积极招供，主动回忆”，因而不少人在最终被判死缓。例如韩桂芝一案中，一审判决书称，“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韩桂芝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按照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的计算，死缓的平均执行年限为18年；无期徒刑平均执行15年；有期徒刑最高为15年，平均执行10年；数罪并罚有期徒刑平均执行13年。
此外，高级官员的上诉率并不高，大都在获得一审判决后开始服刑。亦有在调查前或调查中自杀的官员，被认为是对司法审判的不信任。同时，不少高级官员在服刑后，均以保外就医等方式提前出狱。
不仅如此，在服刑期间，不少沦为阶下囚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仍可享受高规格的待遇。
“绿树掩映、山岭叠翠，院中遍地青草和成排的果树林。”这是韩嘉毅律师对用以关押省部级以上官员的秦城监狱的第一观感。
在这所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公安部惟一直属监狱内，较小的房间大约15平方米，摆有黑色沙发和茶几，并安装有空调。律师和被押官员可在房间内随意交流。没有隔离玻璃和铁丝网，更不需要对讲电话，被告人可以端着水杯会见自己的律师。
2010年10月18日，历时四天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反映民心向背的话题照例在此间汇集，而反腐仍是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会后发布的公报称：“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依照惯例，在此次会议向中共十八大过渡期间，仍将查处一批大案要案。随着近年来一批声名显赫的高官被查处，凸显出决策层在反腐上的决心与胆识；体制改革与反腐、防腐同步推进，也体现了从源头预防腐败的思路。
溯及23年前，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改的措施至今仍具现实意义：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包括合并裁减管理部门，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和行政诉讼法等。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包括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要求领导机关的活动要开放，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人民申诉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照应于此，中国反腐大业长路漫漫，当下或可推进几项实质性的工作：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使官员及其家庭曝露于“阳光”下；与此同时，解禁新闻报道，保护舆论自由，以充分调动公民社会的反腐能量；
——加强检察院在监督官员方面相对于纪委的独立性，保障法院依法审判时相对于政法委的独立性，以落实反腐相关法律，促使反腐模式从党内主导转为司法主导；
——在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之外，即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阻断权力不受约束、不受制约的腐败之源。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预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于近期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
“要根除腐败，我们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告诉《财经》记者，“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做某种重大改变，否则不可能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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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呈现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时代特征。这些贪腐行为集中于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交易，因何暴露，应如何预防、惩治？望这份万字报告为政改设计者和实施者鉴
《财经》记者 陈晓舒 徐凯
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年－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在落马官员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位高权重，占有更多体制内外资源，直接或间接拥有巨大的“话事权”。但在权力失衡与监督失效的制度背景下，他们的贪腐行为带来的破坏力更大，亦更大地影响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故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120人（见附录），仍不是这23年来落马高官之全部，不完全统计盖因信息不透明。
他们因违法违纪被查时，年龄最高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低者则不过48岁，于正得意时陨落。罪名除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外，还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陈同海案）；确凿可证的是，他们中近半数人养有情妇；绝大多数出身于平常人家，仅寥寥数人为高干之后。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语，但由于制度缺陷及监管漏洞，近20多年来，虽然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行为却与日俱增。目前的腐败形势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行业领域越来越庞杂等特征。
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内观察，以每五年党政轮替的周期为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由此可见，在数量上，每过五年相关数字即翻一番。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见图表1）。
这份样本广泛分布在全国要害部门的各重要职位。除西藏、内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未有涉及外，这份样本涵盖了其余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其中，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解放军系统高级将领1人。
在官员序列最顶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落马官员有三名。巧合的是，他们均匀分布在前三个五年周期中：1995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1999年被查处的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6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事实上，多重信息表明，对官员腐败的关注，以及对于预防与惩治腐败体系的建设，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20多年里，历届领导人皆高度重视腐败问题。邓小平表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则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连续八次在每年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今年1月12日，胡锦涛表示要“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同时继续推进“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致力于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正是本报告的初衷。这份统计报告的原始资料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
通过梳理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的省部级及以上落马高官的贪腐行为，可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相关贪腐呈现怎样的时代特征？这些贪腐行为更青睐哪些领域，其进化发展具有何种内在脉络？他们在权力、行业、职位和年龄等领域分别有怎样的高发特征？省部级高官又因何东窗事发？而关于他们的司法审判，其时限、最后的罪名和刑罚有何不同？其司法通道有何现实意义？
本报告希望借此提供一个契机，有益于今后的反腐格局，为政改设计与实施者鉴。
报告一
贪腐的时代特征
统计表明，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
如果说腐败源于权力的异化，那么异化的根源便是权力产生的土壤和环境。此部分报告关注各历史阶段下，贪腐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除了以五年为周期区分，将过去23年（1987年－2010年）合并为三个阶段后，可知各阶段的腐败各有其明显特征：1、1987年至1992 年，表现为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流量腐败；2、1993年至2002年，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领域腐败；3、2003年之后，呈现复合式权力寻租，尤其是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买官卖官”大量出现。
对应于每个时期，体制上正好经历了“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民间资本的躁动、资本市场的开放、房地产市场与国有土地转让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等，以及政府向集管理、服务、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为一体的“混合体”的转型，大大扩充了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自21世纪以来，高级官员腐败的方式极为复杂，呈现出复合性和变异性。
统计表明，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
一、商品寻租阶段（1987年－1992年）
在第一个阶段之初，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放弃中共十二大“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此时间段内，高官腐败集中在流通领域，具体包括受贿、偷税漏税、擅批或擅改国家统配物资、黑市交易牟利和挪用公款等。例如，1987年2月，安徽省委原秘书长洪清源因受贿2.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87年4月，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省部级高官受贿的金额较小。按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受贿罪立案标准规定为2000元，这一数字在1997年重修《刑法》时提升至5000元。
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资源不仅稀缺而且多为行政机关掌控，对手握审批大权的高官们来说，其寻租冲动几无内外制度的约束。一个例子是，新疆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即因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车皮，收受贿赂15842元，1989年被撤职。但因“能主动坦白交待，退清赃款赃物”而免于起诉。
无独有偶，1990年，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因“以车谋私”贪污受贿共折合人民币4819元，后因“在规定的期限内自首，罪行较轻，认罪态度好”被免于起诉。该案为铁路系统最大的腐败案，从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到铁道部官员共40多人落马。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高官腐败主要形式为：操控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行政审批权，占有大量体制内外的稀有资源，通过改变计划分配，使其流向利益关联方并从中牟利。
随着腐败的大量出现，立法机关开始加强对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处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玉忠告诉《财经》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3 月8日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索贿罪、提高了受贿罪的法定刑，并对受贿罪共犯作了规定。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次以立法方式明确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第一次规定单位受贿罪、第一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是贪污贿赂刑事制度的一次全面立法。
二、资本寻租阶段（1993年－2002年）
在这个阶段初始，第三代领导集体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进一步发展。
此前1992年底，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登上权力巅峰。但仅三年后，陈希同即因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案引咎辞职，不久身陷囹圄。1995年9月陈希同即被清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于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前夕）被开除党籍。
该案始于江苏无锡一起非法集资案，后牵出王宝森贪污公款线索，王宝森随即畏罪自杀，但遗留的案件线索随后牵出陈希同。
1998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一个月后的终审维持原判。陈希同被认定非法占有对外交往中接受的共计价值人民币55余万元的22件贵重礼物，并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修建两座豪华别墅作为享乐之所，涉及资金近4000万元。
随后落马的另一位国家领导人成克杰，涉案情节包括1994年通过情妇李平受地产公司请托介绍并插手地产项目等。除成克杰外，在这一时期，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等人都涉足房地产腐败案件。
“凡是在稀有资源的分配上有利可图之处，都会看到这些贪官的身影。”中央党校教授林说。
同时，在这十年期间，越来越多的窝案开始出现，其中，两个影响深远的窝案——“厦门远华走私案”（见图表2）和“辽宁慕马案”（见图表3）几乎在同期被查出。
这其中，远华走私案堪称该时期政商勾结的腐败样本。该案涉及石油、汽车、房地产、文体娱乐等众多暴利行业，案件主角赖昌星在政界死党的帮助下潜逃加拿大，迄今未能引渡回国。其身后利益关系网中的高官悉数落马，包括当时的公安部、海关总署、福建省相关领导。
同期还有四名央企高管落马，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中国华能集团原副董事长查克明、神华集团原副董事长李大强。彼时，无论银行还是央企，都实行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人事任免由组织部门循旧例进行，激励约束机制非常薄弱，以政代企的结果必然孕育一个权钱杂交的怪胎。前车之辙如此清晰，亦印证当今市场化改革之路不能踌躇，实应加速。
对相关贪腐案例的分析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官员腐败已不光延续之前的“官倒”等行为，腐败从“商品流量领域”拓展到“资本存量领域”，即进入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土地和房地产领域、大型的城市建设领域和金融领域。如陈良宇帮助商人张荣坤取得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206亿元；帮其弟陈良军获批和转让土地，非法获利人民币1.18亿元。
此间大量出现的经济部门腐败，与渐进式、不彻底经济体制改革相关，例如交通领域“四位一体”的投资体系，正好应合其“前腐后继”的交通官员。在这里，改革迟滞的阻力来自旧体制的受益者，也就是学界早已指出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在反腐形势的变化下，为遏制官员的“图利”冲动，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随后2000年12月，中央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并于2001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要求相关官员报告个人和亲属的财产状况。
此外， 2000年2月，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建立干部监督工作督查员制度的办法(试行)》；随后的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等相继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反腐制度建设的举措多限于党内监督，而建立法治渠道、加强司法机关作用的反腐建设尤显不足。这一思路延续至今，亦是将来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三、复合寻租阶段（2003年至今）
与中国的政治周期相同，在第三阶段中又一批领导层登场。而这一时期，落马高官在地域分布上覆盖更为广泛，在34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1个省的省部级高官落马。
在此阶段，权力寻租的方式多样，呈现复合特征，其中官位寻租成为主要、也是最恶劣的贪腐方式之一。这表明腐败已超越低层次的“吃拿卡要”的流程腐败，逐步发展出更为高级复杂的形态，可称为“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例如，在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的判决书中，44笔受贿行为中有29笔涉及助人升职、调任和安排工作。
这一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黑龙江卖官窝案。这场席卷黑龙江官场的风暴历时三年，一连串卖官案被清算，其中牵扯的省部级官员六人，如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副省长付晓光、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此外还涉及省直机关厅局级干部 30余人及该省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等九市不同级别官员百余人。
一般性权力腐败可一次完成，而官官之间的权钱交易必是一组连环。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通过行贿获得官位的人，必然在今后通过“卖官”或审批权寻租来获得回报——也就是未来的官官或是官商交易。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中，用新的权力去遏制已有的权力远非良策。而真要做到消除寻租，防止设租，关键在于还人民以选举权，并摆正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位置。实际上，这一时期接二连三出现的“窝案”引发了对人事组织体系的拷问。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三份文件对此进行制约。其中，《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任期、连任限制、最高任职年限、任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等问题作出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则对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适用情形、操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中硬性要求干部在任期结束后加快流动，防止产生利益结合。
为了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2006年9月，《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印发实施。
尽管这一规定要求官员报告个人及家庭的具体事项，包括出国移民等，但在当时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许多官员的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裸官”一词应运而生。这个词汇最早被用在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身上，其妻儿早在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其本人于2007年案发，后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在 2008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据不完全统计，省部级“裸官”还有：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女儿投资移民美国；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其子移民新西兰。
2007年9月13日，旨在履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 兼任首位局长，由此传达双重信息：其一，中国政府直面国内的腐败现象，并不以“家丑”而遮掩；其二，国际携手反腐大势已成，实质性合作日益频密。
2010年7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重获修订，与2006年相比，新规还将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然而，由于规定所要求报告的内容并不公开，公众无从监督，因而执行力度有限，被认为治标不治本。而法学界多有呼吁，治本之策在于严格执行各种涉及反腐败的法律，建立俗称“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等制度。
所谓“阳光法案”，即指在中国，实行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目前中国这一制度建设仅限于党内规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相差甚远，实效也微乎其微。加之“申”而不 “公”，亦使贪腐不能曝于阳光之下。
报告二
贪腐高发带
《资本论》中引用英国经济评论家邓宁格对“资本”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贪腐”，如果把“利润”换成“利益”：“一有适当的利益，贪腐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益，它就铤而走险……有300％的利益，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对权力的制衡缺失和监督不力使得贪腐的多发成为可能，在天然的逐利冲动下，商业、房地产和金融等领域以及官位买卖成为贪腐高发带，大型国有企业更是成为贪腐的温床。
大型国有企业的腐败土壤在于现有机制仍存有明显弊端：其一是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严重不足，其二是现存分布式的管理架构约束力与制衡力太差。
这种腐败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又在地方得到复制；尤其是在分税制体制下，存在资金“活水之源”的领域，都成了重点寻租对象。
一、依权力分类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其《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有一句后世传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邵道生曾提及，中国腐败的发展、泛滥就是权力绝对化、权力失控、权力失去制衡的结果。权力异化可分为四种：“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商品化”“权力的特殊化”“权力的家长化”。
在将公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情况下，由于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现实，可将之拆分为内部行政权和外部行政权。内部行政权包括人事任免权、监督处分权等；外部行政权则范围庞杂，包括以行政审批许可权、行政强制处罚权等在内的行政执法权为核心的权力，以及行政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
在120名落马高官中，《财经》选出其中具有详细司法审判材料的50人组成第二个样本（附录名单中带者），这个样本亦涵盖了各省级党政一把手、人大政协官员、国家部委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高层等。
根据权力类型的不同，统计表明寻租空间最大的当属“行政审批权”腐败，达到七成；审批权之外的“其他行政执法权”占10％，“人事任免权”占32％，“司法权”占16％（其中成克杰等贪腐官员涉及多项权力混合腐败）。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作为手握审批权的“一把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双鸽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等八个单位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以权谋钱，收受贿赂649万元。这也源于国家药监局的管理体制。其时，药监系统实行集权管理，审批和监督的绝对权力控制在少数行政官员手中，权力严重“家长化”。
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2007年7月，郑筱萸被执行死刑。一年后，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称，药监局对药品的受理、审评、审批三项职能的权力进行了分离，不会集中在一个部门。
虽然郑筱萸被判死刑，药监领域的腐败并未阻断。2010年6月，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这表明仅仅将行政权分立并不够。更重要的举措在于减少、限制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还市场与民间以更大的自由，由此抑制寻租空间。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一步减少其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而商务部亦在减少、下放外资审批权。
这其中，“人事任免权”的腐败，即上文提及的官位寻租，占到总数的三成以上。
此外，司法领域的腐败亦占到16％。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执行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财物，合计受贿金额 76余万元。在这50人统计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五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另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308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2010年3月，黄松有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司法系统因贪腐被判刑的最高官员。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看来，所谓司法权腐败，其原因多属法院系统高度行政化后，行政权腐败延伸至法院。因此，抑制司法领域的腐败，首要的任务是推进司法独立改革，在赋予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职能的同时使之去行政化。
二、依行业分类
公权力常常被用于交换，可交换之物包括金钱、权力、荣誉、性等。在50人的样本中，权力的交换遍及商业、房地产、社保、金融、医药卫生、交通、邮政、教育等各个行业。在这其中，商业腐败中官商勾连的简单性，使得其比例高达80％（见图表4）。只需企业一方与官员相识，交换的利益可从偷漏税款到协助企业审批核准、甚至帮助上市等。
这类企业的负责人有如覃辉，其经营过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在今年五月被停业整顿半年。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恩照一案中，2002年5月至2005年春节前，时任星美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覃辉先后五次行贿张恩照共6万美元、20万港元、人民币10万元，目的是利用张的职务，为其公司贷款人民币6亿元和解除贷款抵押担保等。
作为银行金融领域高官，张恩照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多与银行贷款等金融业务相关。2006年11月3日，张恩照因受贿罪一审领刑15年，并未上诉。覃辉却未被公诉。
而房地产业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从卖地的官员，到融资的银行，以及审批的部门，都需要行政官员参与。与中国地产业近年来飞飙猛进一致的是，房地产业也成为钱权交易的“热土”，在统计中亦占到近四成。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是其中一例。经厦门市中院认定，2000年至2006年，杜世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诸如解决企业纠纷、项目审批、开发房地产、购买别墅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的财务折合人民币626余万元。
杜在青岛任职期间鼓吹“房价不能倒”，导致官商勾结的腐败大案频发和房价疯涨。杜世成落马前，青岛发生“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 原青岛市规划局局长张志光、青岛市长助理王雁、崂山区国土资源局局长于志军等人应声落马。2008年2月4日，因犯受贿罪，杜世成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外，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等高官的落马，无不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媒体评论，“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与房地产商形成了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
对于“官商勾结”的现象，中央非无所察。2010年5月7日，中纪委印发了《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称的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即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影响工程建设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等。
然而，“官商勾结”的土壤之深、之厚，一大成因即在于行政权力不受制约且无法得到有效监督，而这并非重申党纪所能根治。
三、依职务结构与年龄分类
在120人的样本中，落马的党政系统官员占据了半壁江山，人大、政协官员以近30％的比例位居第二（见图表5）。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任职时落马者占一成，该领域因其固有特征——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垄断资源较多，且监督机制不健全，亦成为腐败产生的温床。
在传统观点中，人大、政协并非实权部门，为何落马人数比例偏高？
按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高官的退休年龄，省部级正职是65岁，若任期未满则可延期3年；省部级副职为60岁，他们退休后大多被安排到人大、政协任职。
在同一样本中，对年龄有据可查者共116人，其中60岁－69岁区间为集中区域，比例占到近一半，而正是这个退休前后的区间，使得许多省部级高官“晚节不保”。此外，小于54岁的占25.86％，大于70岁的占3.45％。
这与贪腐高官的心理因素相关，将近退休的官员往往有“清苦一辈子，最后捞一把”的念头，由此落马后，其在位的违法违纪行为也会被一一盘点而出。如2005年1月王昭耀从安徽省委副书记转任省政协副主席后，为他人职务晋升、企业经营管理事宜提供帮助，收受贿赂终被查处，并牵连出其在实权位置期间的犯罪事实。王昭耀一审被判死缓，后未上诉。
此外，“带病”提拔的官员为数众多，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原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皮黔生等。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最典型，腐败行为可谓“历史悠久”。据法院认定的事实，其腐败行为追溯至其1988年任黄浦区区长之时，到2006年案发长达近20年，一直腐败、一路升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官的贪腐惯性在退居人大、政协二线时未能减速，而失去了行政实权的护卫，落马可能性不免加大。
另据统计，在65岁以后与54岁之前落马的高官比例稍低。65岁以后落马者有陈希同、成克杰等。而54岁之前的省部级官员如王益、郑少东等，均为仕途看涨的“明日之星”，孰料一朝倾覆。
报告三
案发导火索
对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发原因的统计为反腐带来的启示是，案中案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有效方式，而重视举报亦不失为可行途径。内部反腐则不如群众和舆论监督，党内反腐回归法治反腐应为改革方向
一、案中案
在120人的样本中，有据可查的案发方式有91例。在这部分人当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60.44％；被举报的占25.27％；存在失踪、出逃等行为异常的占4.4％；另有9.89％的其他案发方式。
原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称：“工作十几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就没经历过一个收了钱打死也不说的人。”他还曾提及：“往往检举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小兄弟。”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张荣坤被抓后很快供出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而2007年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落马，亦源于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检举。
这类以案带案，往往形成窝案，如上文提及的厦门远华走私案（见图表2）、辽宁慕马案（见图表3）以及黑龙江卖官案。
若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所谓的“窝案”“串案”，其实质就是“一群掌权的腐败分子组成的腐败团伙”，是“一个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这个“腐败团伙”组成的基本原则，正是对腐败的“贡献”程度进行分赃的“利益共享原则”。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渐近式的改革造就了这样一批利益团体，他们不愿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
二、情妇举报
在统计中，因举报而落马的高官数量占到了四分之一，其中近一半为群众自发举报。而情妇成为反腐生力军。2006年6月，主管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副市长刘志华因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落马，录像带的主人正是其情妇。此外，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等人均是因为情妇举报而案发。
据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统计，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中95％都有情妇。这些情妇原本多为官员腐败的中转站和洗钱途径，最后成为高官落马的导火索或加速器。也正因如此，坊间曾流传“反贪靠情妇”之说。
2007年2月，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铲除贪官的情人，则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工程。”2006年落马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成为高官中因犯重婚罪被追究的第一人。
在《财经》的统计中，120人中可明确认定有情妇的有58人，占到近一半。她们在司法上被称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亦可因此获罪。其中至少十名高官情妇已被送上了审判台，如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等。另有部分情妇，包括广东卫视主播李泳（陈绍基情妇）、公安部“警花”王菲（郑少东情妇），目前司法程序尚未完结。
三、内部反腐
对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案发原因的统计为反腐带来的启示是，案中案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有效方式，而重视举报亦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由于“其他原因”（包括内部反腐）而案发者仅仅九人，占总数不过一成，表明内部反腐的效果并不如群众和外部监督。
内部反腐中最显成效的应为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之一的巡视制度。从1996年开始，中纪委、中组部就曾派出十批巡视组，对20个省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六个部门开展巡视工作，重点了解省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廉洁从政等问题，也发现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线索。
陈良宇案即为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反映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运营社保基金问题进行调查中发现；中央巡视组在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进行个人谈话时也从中发现了贪腐线索。
干以胜曾对外表示：“发现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黄瑶、宋勇等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便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工作的成效。”
2009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颁布实施，以完善巡视制度、规范巡视工作、加强党内监督。
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的反腐败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纪委、监察部门的党纪、行政监督，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以及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的“三位一体”模式。随着中央反腐败“战略方针”的正式提出，前述三家监督主体将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有序开展反腐败工作。
目前的实践中，反腐尤其是高官反腐的主要为中纪委主导，而其依据为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在中纪委之外，检察院系统因为有《宪法》《检察官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明确法律规定，已经形成稳定制度模式，在未来的变革中，能更多地开发其法律框架内的增量。
因此，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应是大势所趋与改革所向。
报告四
司法审判特征
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群体，因其案情复杂，司法进程相对较长；考以罪名，鲜有不受贿者；而最后的刑罚中，“生刑”高达九成以上
一、司法进程相对漫长
高官落马后，经历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先是党内纪律检查过程，主要指无期限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其后是司法过程，包括检察院的侦查、审查、公诉，法院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
以50人样本为计，可将他们历经的司法进程分为两部分，一为立案后至起诉的时间；二为法院受理案件后的审判时间。
对这两个时间段，《刑事诉讼法》分别有不同的要求。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126条、127条规定，对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七个月。这还是在案情极其重大复杂，三次报请延长期限的前提下。
不过，《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案件移送起诉后，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也就是说，对于重大的案件，立案后至起诉时间可长至8个半月。
案件若需要补充侦查，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检察院后，检察院可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也就是说，重大案件若历经一次补充侦查，时间一般可长至11个月；若历经两次补充侦查则一般可长至13个半月。不过这些时限在一定情况下仍可延长。
针对50人的统计表明，在8个半月内能提起诉讼的占到总数的四成，8个半月至11个月的占10％，11个月至13个月的占30％，13个月以上的占18％，表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件耗时相对漫长。
针对高官的司法审判，其程序正义引人关注。对律师来说，“会见难”本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常见问题，不过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嘉毅以他代理的李嘉廷案为例称，办案相对顺畅：“在其他地方，从没有接到监管人员给律师电话，通知律师当事人想要会见的情况。在秦城监狱我就遇到一次。”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
如果是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再延长一个月。而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法院后，法院可重新计算审理期限。检察院可以有一次补充侦查的机会，为一个月期限。也就是说，审理期限可长至半年。不过，由于律师可以无限次（每次一个月）申请延期审理，半年并非最长期限。
根据上述规定，按不同时间限制分类后的统计表明，大多数案件能在半年内一审完结，但仍有逾一成的案件超过这一期限。
根据对50人的统计，45天内审结的14人，两个半月内的14人，半年内的15人，半年以上的达7人。不少刑辩律师表示，职务越高、涉及经济犯罪范围越广的，审判超期情况也越严重。
但也有迅速判决的情况。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因爆炸导致其情妇柳海平死亡，于2007年8月9日一审获死刑。该案的审判速度，在中国司法史上鲜见。自2007年7月9日下午爆炸案发生，至8月9日一审宣判，历时仅一个月。从犯罪实施到死刑宣判，作为副省级高官的段义和，在短短一个月内即走完了全部过程——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起诉5天；法院从接到起诉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审宣判仅用15天。
段义和亦是120个样本中，第六位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
此前，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是因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是因买凶杀妻的暴力犯罪被正法。而段义和则集经济犯罪与暴力犯罪于一身，堪称“空前”。
二、受贿罪多，死刑较少
统计表明，这5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罪名涉及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爆炸罪和行贿罪等。
据统计数字，受贿罪最为普遍，超过九成的落马高官身戴此罪（见图表6），表明“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仍然是贪腐的主流；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较易暴露，其中犯贪污罪的只有1人；犯行贿罪者仅一例，表明在位居高位后，这一群体已“只进不出”，少求于人。从另一方面讲，也有高官不查行贿罪的不成文惯例。
司法审判对现实罪责的过滤，也已引起民众质疑。尤其是金融领域如王益案，即使是新闻媒体披露的大量证据确凿的案情，即其弟妹非正常持有上市公司原始股份等情况，也均在庭审中被剔除。
而针对量刑问题，有最高法院工作经历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宣东称，犯贪污、受贿罪，在贪腐数额的划线上，轻刑划线，重刑无线。按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间，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处以十年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则无具体划分，且并不惟数额论，在量刑上也标准不一。
他举例说，李嘉廷受贿1810余万元，被判处死缓。陈同海受贿1.9573余亿元，也被判处死缓。郑筱萸受贿仅649万元，但仍被判处死刑。
而随着经济发展，贪腐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官员越来越多，而级别越来越低。2010年8月，山东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因贪腐1.6亿元受审；而2008年落马的辽宁抚顺官员罗亚平，贪腐金额即已达1.45亿元，其仅仅为一科级国土局长。
近年来，高官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越来越多，这一罪名在1988年首被确立，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新华社评论称，这意味着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
虽然2010年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财产申报作出严格要求，但遗憾的是，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相较之下，美国的法律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检察官可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起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五年监禁。
就50人统计，若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及死刑分类，可以发现，被判死刑的高级官员约10％（其中包括杀情妇致死的段义和、杀妻致死的吕德彬），死缓为26％，无期徒刑为14％，而有期徒刑则高达50％。加上无期徒刑与死缓，这意味着贪腐至少九成可获“生刑”。
如果将6个死刑案例置之120人样本中，其比例已降至5％。
财产刑的判决也不尽相同，除陈良宇、庞家钰分别被处没收30万元、20万元个人财产外，其他受审官员大多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由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面对司法机构的审判时，往往“积极招供，主动回忆”，因而不少人在最终被判死缓。例如韩桂芝一案中，一审判决书称，“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韩桂芝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按照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的计算，死缓的平均执行年限为18年；无期徒刑平均执行15年；有期徒刑最高为15年，平均执行10年；数罪并罚有期徒刑平均执行13年。
此外，高级官员的上诉率并不高，大都在获得一审判决后开始服刑。亦有在调查前或调查中自杀的官员，被认为是对司法审判的不信任。同时，不少高级官员在服刑后，均以保外就医等方式提前出狱。
不仅如此，在服刑期间，不少沦为阶下囚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仍可享受高规格的待遇。
“绿树掩映、山岭叠翠，院中遍地青草和成排的果树林。”这是韩嘉毅律师对用以关押省部级以上官员的秦城监狱的第一观感。
在这所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公安部惟一直属监狱内，较小的房间大约15平方米，摆有黑色沙发和茶几，并安装有空调。律师和被押官员可在房间内随意交流。没有隔离玻璃和铁丝网，更不需要对讲电话，被告人可以端着水杯会见自己的律师。
2010年10月18日，历时四天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反映民心向背的话题照例在此间汇集，而反腐仍是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会后发布的公报称：“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依照惯例，在此次会议向中共十八大过渡期间，仍将查处一批大案要案。随着近年来一批声名显赫的高官被查处，凸显出决策层在反腐上的决心与胆识；体制改革与反腐、防腐同步推进，也体现了从源头预防腐败的思路。
溯及23年前，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改的措施至今仍具现实意义：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包括合并裁减管理部门，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和行政诉讼法等。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包括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要求领导机关的活动要开放，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人民申诉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照应于此，中国反腐大业长路漫漫，当下或可推进几项实质性的工作：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使官员及其家庭曝露于“阳光”下；与此同时，解禁新闻报道，保护舆论自由，以充分调动公民社会的反腐能量；
——加强检察院在监督官员方面相对于纪委的独立性，保障法院依法审判时相对于政法委的独立性，以落实反腐相关法律，促使反腐模式从党内主导转为司法主导；
——在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之外，即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阻断权力不受约束、不受制约的腐败之源。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预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于近期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
“要根除腐败，我们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告诉《财经》记者，“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做某种重大改变，否则不可能有突破。”■
本刊实习生唐文竹、杨佳秋、李湘宁为本文采写提供大量资讯整理、样本核定及数据统计支持，实习生张乐亦有贡献
Tuesday, October 26, 2010
PIMCO: Asian Economic Outlook
Economic Outlook
Tomoya Masanao, Robert Mead and Chia-Liang Lian Discuss PIMCO’s Asia-Pacific Cyclical Outlook
- After a remarkable rebound in 2009, the latest data, includ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retail sales, suggest that China’s economic momentum in 2010 is moderating toward a pace that is more sustainable over the medium term.
- To the extent that Australian credit is priced at similar levels to emerg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it may represent significant value for investors. Australia has presented more of a credit opportunity than an interest rate opportunity for most of 2010.
- The Bank of Japan’s policy decision at the October policy meeting reinforces our view that monetary policy in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will need to remain extraordinarily accommodative: The outlook for the global economy remains unusually uncertain, with deflationary tail risk over the cyclical horizon.
Each quarter, PIMCO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 in Newport Beach to discuss the outlook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following interview, members of the Asia-Pacific Portfolio Committee, Tomoya Masanao, Robert Mead and Chia-Liang Lian, discuss PIMCO’s cyclical economic outlook for the region over the next six to 12 months. Q: What are PIMCO’s key themes for the global cyclical outlook, and how doe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actor into the overall view?
Masanao: There are three key themes for our global outlook and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outlook.
First, we live in a de-synchronized or multi-speed global econom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globe enter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ith markedly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and therefore are demonstrating vastly different post-crisis policy respons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se difference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ntegral factor in our cyclical outlook. China demonstrated its ability to jump-start its economy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has maneuvered adeptly to reduce the risk of its economy overheating. China, a frontrunner on the high side of this multi-speed global economy, is aiding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hina-centric through the intraregional trade linkages.
Second, we live in an unusually uncertain global economy with a flatter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outcomes and fatter tails, raising the risk posed by events that are relatively rare but can have substantial impact on a portfolio. On one hand, a secular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Asian nations, particularly if coupled with a large appreciation of their currencies,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 right tail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is benefiting from having become increasingly China-centric, a double-dip slowdown or deflation in the U.S. economy over the cyclical horizon could pose a major downside risk to the region’s economy. However, a new round of quantitative easing in the developed world, whether it is the Fed alone or other central banks as well, could invite more capital inflows to relatively healthy economies – most notably emerging Asia – potentially exacerbating policy challenges on the inflation front.
Third, we continue to ques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yclical policy tools in the economy due to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is theme applies specifically to Japan. In addition to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China’s growth, Japan also has implemented fiscal subsidy programs to bolster private sector demand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this type of cyclical policy response alone cannot lead to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unless the economy’s structural challenges are addressed with appropriate structural policy responses. We have seen this in Japan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now we are seeing this in the U.S. and Europe. Australia, on the other hand, has not only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benefit from China’s demand for commodities, but also is maneuvering itself into the New Normal with effective structural policy responses such as it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mining tax.
Q: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o the global economy, what is PIMCO’s expectation for growth, and is it likely to be sufficient to serve as a global engine of growth? Are you concerned about a hard landing?
Lian: We view the likelihood of a hard-landing scenario in China as low. After a remarkable rebound in 2009, the latest high-frequency data, includ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retail sales, suggest that economic momentum in 2010 is moderating toward a pace that is more sustainable over the medium term. Importantly, China has strong starting conditions, in the form of low debt-to-GDP levels, fiscal flexibility and generally unleveraged consumers. Indeed, sustained growth should help drive national incomes to new highs, potentially providing scope for higher wages and greater domestic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underpinned by a strong national balance sheet and still-nas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ger-term challenges include promoting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a broader range of investible assets, as well as re-orientating the economy toward domestic sources of demand, notably consumption.
Separately, concerns that the property market could overheat, and related concerns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risk for a banking crisis, have dominated headlines. However, the recent withdrawal of policy stimulus is intended to cool the economy toward a more manageable pace over the medium term, and avoid a sharp boom-bust asset market cycle; we do not believe it is targeted toward asset prices. Overall, we believe the property market is manageable in the baseline scenario over a three-year horizon. Credit losses will likely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under more extreme stress conditions. Even then, we estimate the potential recapitalization cost would be roughly similar to levels that prompted the restructuring of major Chinese state-owned banks from 1998 to 2005.
Q: What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emerging Asia?
Lian: As emerging Asia economies present stronger growth dynamics and become more prominent destinations for capital, the region’s currencies are likely to appreciate relative to the currencies of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buying in the Chinese yuan, and other Asian currencies like the Korean won, Singapore dollar and Philippine peso reflect how important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n emerging Asia will likely be in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Dollar-denominated bonds issued by emerging Asian sovereigns, banks and corporates ar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diversify credit exposure from corporate credit in the U.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Many corporations in emerging Asia are global market leaders and have demonstrated a strong track record of withstanding economic cycles. In addition, many offer attractive yields and risk-return profiles.
Q: How about Australia? Where do you see the most attrac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re?
Mead: Australia continues to be the so-called economic battleground between the divergent influences of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Australia’s initial conditions of fiscal and monetary flexibility, accompanied by a relatively clean banking sector, bore almost no resemblance to the majorit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comparative advantage has been enhanced over time, especially as the fiscal position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re forecast to diverge further over time with Australia expected to be comparatively better off.
As a result, Australia has presented more of a credit opportunity than an interest rate opportunity for most of 2010, and only recently are we beginning to see some opportunity reappear in Australia’s interest rate structure. Having already raised rates by 150 basis points since the crisis lows,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retains its mildly hawkish tone. PIMCO continues to believe the RBA will raise rates toward 5%, implying a slight tightening bias vs. a New Normal neutral rate expectation, which would be approximately 4.75%. However, with the Australian dollar trading close to parity with the U.S. dollar, near-term pressure for RBA rate action is reduced slightly.
To the extent that Australian credit is priced at similar levels to emerg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it may represent significant value for investors, especially in primary markets when new issues offer discounts to the prices of comparable bond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Global credit markets remain somewhat inefficient, so many opportunities continue to exist across currency denominations.
As global credit markets have rallied strongly, carefully selected Australian resident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RMBS) continue to stand out as offering potential attractive relative value,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ing the majority of Australian RMBS naturally deleverage over time and are self-liquidating, as mortgages are paid down. While some commentators claim that Australian housing has become a bubble, the protection via increased subordination requirements in current vintage RMBS securities, such as additional excess spread, which provides a cushion for investors, and declining loan-to-value ratios in older vintage RMBS securities, may provide significant downside risk mitigation against potential house price volatility.
Q: How should Australian investors be positioning their portfolios?
Mead: Generating real investment returns with manageable levels of risk should always be the goal of any investor. Given the RBA’s inflation management credibility, which has realized an average CPI rate of approximately 2.5% for the past 15 years, Australian investors have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in the current markets to earn real returns of 3%–4% via Australian bonds or global bonds hedged to Australian dollars. The investment landscape is also expected to remain volatile, which provides active managers with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alpha for investors through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drivers. Investing passively in this environment or with too narrow a focus could result in lower return expectations.
Q: The Bank of Japan (BOJ) seems to have taken one step further toward a more aggressive monetary policy at their policy meeting on October 4th and 5th. How does that affect PIMCO’s outlook on Japan?
Masanao: The BOJ’s policy decision at the October policy meeting only reinforces our view that monetary policy in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will need to remain extraordinarily accommodative: The outlook for the global economy remains unusually uncertain, with deflationary tail risk over the cyclical horizon. However, we still remain skeptical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OJ’s policy, and expect deflation to remain an issue in Japan for two main reasons.
First, the BOJ’s reaction function has not materially changed and will not chang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n our view. While technically opening up a door for more asset purchases and easing, the BOJ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 bank would continue to retain discretion regarding the timing of an exit from its near-zero interest rate policy, and indicated its decision would be based on its own inflation forecast and asset price developments. Therefore, we still see a risk that the BOJ would prematurely exit on a rise of asset prices while deflation would not be ended.
Seco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easing alone is limited when the economy is faced with structural challenges that have mired it in a liquidity trap. The central bank’s quantitative easing could be more effective if coordinated with the fiscal authority, and even more so, if structural problems are addressed by the right structural policies. Japan needs to urge structural reforms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growth.
Q: Then, where do you se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Japan?
Masanao: We believe seven-year to 10-year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s (JGBs) offer relatively prudent carry for portfolios that are managed against local indexes. Admittedly, though, potential for capital gains is quite limited. Selling default protection on Japan sovereign debt, either outright or as a substitute to low-yielding short-term JGBs, is another way to earn prudent carry. As we argued in April (PIMCO Asia-Pacific Cyclical Outlook April 2010), we are quite comfortable that Japan is not going to default. For portfolios that have discretion to invest outside Japan, we would look to underweight Japan duration, as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to earn even more attractive carry, such as the belly of the U.S. Treasury curve or some quasi-sovereign and corporate bonds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As for our currency strategy, we currently remain neutral on the Japanese yen. Fundamentally, Japan’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and deflation (which results in high real interest rates) will likely remain supportive for the Japanese yen. Expectations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will be more aggressive than the BOJ when it comes to monetary easing should also be a yen positive vs. the U.S. dollar. But for fundamental attractiveness and long-term valuation, we see much better value in currencies in emerging Asia.
Thank you.
Masanao: There are three key themes for our global outlook and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outlook.
First, we live in a de-synchronized or multi-speed global econom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globe enter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ith markedly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and therefore are demonstrating vastly different post-crisis policy respons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se difference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ntegral factor in our cyclical outlook. China demonstrated its ability to jump-start its economy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has maneuvered adeptly to reduce the risk of its economy overheating. China, a frontrunner on the high side of this multi-speed global economy, is aiding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hina-centric through the intraregional trade linkages.
Second, we live in an unusually uncertain global economy with a flatter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outcomes and fatter tails, raising the risk posed by events that are relatively rare but can have substantial impact on a portfolio. On one hand, a secular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Asian nations, particularly if coupled with a large appreciation of their currencies,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 right tail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is benefiting from having become increasingly China-centric, a double-dip slowdown or deflation in the U.S. economy over the cyclical horizon could pose a major downside risk to the region’s economy. However, a new round of quantitative easing in the developed world, whether it is the Fed alone or other central banks as well, could invite more capital inflows to relatively healthy economies – most notably emerging Asia – potentially exacerbating policy challenges on the inflation front.
Third, we continue to ques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yclical policy tools in the economy due to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is theme applies specifically to Japan. In addition to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China’s growth, Japan also has implemented fiscal subsidy programs to bolster private sector demand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this type of cyclical policy response alone cannot lead to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unless the economy’s structural challenges are addressed with appropriate structural policy responses. We have seen this in Japan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now we are seeing this in the U.S. and Europe. Australia, on the other hand, has not only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benefit from China’s demand for commodities, but also is maneuvering itself into the New Normal with effective structural policy responses such as it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mining tax.
Lian: We view the likelihood of a hard-landing scenario in China as low. After a remarkable rebound in 2009, the latest high-frequency data, includ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retail sales, suggest that economic momentum in 2010 is moderating toward a pace that is more sustainable over the medium term. Importantly, China has strong starting conditions, in the form of low debt-to-GDP levels, fiscal flexibility and generally unleveraged consumers. Indeed, sustained growth should help drive national incomes to new highs, potentially providing scope for higher wages and greater domestic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underpinned by a strong national balance sheet and still-nas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ger-term challenges include promoting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a broader range of investible assets, as well as re-orientating the economy toward domestic sources of demand, notably consumption.
Separately, concerns that the property market could overheat, and related concerns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risk for a banking crisis, have dominated headlines. However, the recent withdrawal of policy stimulus is intended to cool the economy toward a more manageable pace over the medium term, and avoid a sharp boom-bust asset market cycle; we do not believe it is targeted toward asset prices. Overall, we believe the property market is manageable in the baseline scenario over a three-year horizon. Credit losses will likely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under more extreme stress conditions. Even then, we estimate the potential recapitalization cost would be roughly similar to levels that prompted the restructuring of major Chinese state-owned banks from 1998 to 2005.
Q: What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emerging Asia?
Lian: As emerging Asia economies present stronger growth dynamics and become more prominent destinations for capital, the region’s currencies are likely to appreciate relative to the currencies of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buying in the Chinese yuan, and other Asian currencies like the Korean won, Singapore dollar and Philippine peso reflect how important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n emerging Asia will likely be in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Dollar-denominated bonds issued by emerging Asian sovereigns, banks and corporates ar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diversify credit exposure from corporate credit in the U.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Many corporations in emerging Asia are global market leaders and have demonstrated a strong track record of withstanding economic cycles. In addition, many offer attractive yields and risk-return profiles.
Q: How about Australia? Where do you see the most attrac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re?
Mead: Australia continues to be the so-called economic battleground between the divergent influences of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Australia’s initial conditions of fiscal and monetary flexibility, accompanied by a relatively clean banking sector, bore almost no resemblance to the majorit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comparative advantage has been enhanced over time, especially as the fiscal position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re forecast to diverge further over time with Australia expected to be comparatively better off.
As a result, Australia has presented more of a credit opportunity than an interest rate opportunity for most of 2010, and only recently are we beginning to see some opportunity reappear in Australia’s interest rate structure. Having already raised rates by 150 basis points since the crisis lows,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retains its mildly hawkish tone. PIMCO continues to believe the RBA will raise rates toward 5%, implying a slight tightening bias vs. a New Normal neutral rate expectation, which would be approximately 4.75%. However, with the Australian dollar trading close to parity with the U.S. dollar, near-term pressure for RBA rate action is reduced slightly.
To the extent that Australian credit is priced at similar levels to emerg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it may represent significant value for investors, especially in primary markets when new issues offer discounts to the prices of comparable bond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Global credit markets remain somewhat inefficient, so many opportunities continue to exist across currency denominations.
As global credit markets have rallied strongly, carefully selected Australian resident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RMBS) continue to stand out as offering potential attractive relative value,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ing the majority of Australian RMBS naturally deleverage over time and are self-liquidating, as mortgages are paid down. While some commentators claim that Australian housing has become a bubble, the protection via increased subordination requirements in current vintage RMBS securities, such as additional excess spread, which provides a cushion for investors, and declining loan-to-value ratios in older vintage RMBS securities, may provide significant downside risk mitigation against potential house price volatility.
Q: How should Australian investors be positioning their portfolios?
Mead: Generating real investment returns with manageable levels of risk should always be the goal of any investor. Given the RBA’s inflation management credibility, which has realized an average CPI rate of approximately 2.5% for the past 15 years, Australian investors have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in the current markets to earn real returns of 3%–4% via Australian bonds or global bonds hedged to Australian dollars. The investment landscape is also expected to remain volatile, which provides active managers with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alpha for investors through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drivers. Investing passively in this environment or with too narrow a focus could result in lower return expectations.
Q: The Bank of Japan (BOJ) seems to have taken one step further toward a more aggressive monetary policy at their policy meeting on October 4th and 5th. How does that affect PIMCO’s outlook on Japan?
Masanao: The BOJ’s policy decision at the October policy meeting only reinforces our view that monetary policy in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will need to remain extraordinarily accommodative: The outlook for the global economy remains unusually uncertain, with deflationary tail risk over the cyclical horizon. However, we still remain skeptical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OJ’s policy, and expect deflation to remain an issue in Japan for two main reasons.
First, the BOJ’s reaction function has not materially changed and will not chang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n our view. While technically opening up a door for more asset purchases and easing, the BOJ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 bank would continue to retain discretion regarding the timing of an exit from its near-zero interest rate policy, and indicated its decision would be based on its own inflation forecast and asset price developments. Therefore, we still see a risk that the BOJ would prematurely exit on a rise of asset prices while deflation would not be ended.
Seco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easing alone is limited when the economy is faced with structural challenges that have mired it in a liquidity trap. The central bank’s quantitative easing could be more effective if coordinated with the fiscal authority, and even more so, if structural problems are addressed by the right structural policies. Japan needs to urge structural reforms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growth.
Q: Then, where do you se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Japan?
Masanao: We believe seven-year to 10-year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s (JGBs) offer relatively prudent carry for portfolios that are managed against local indexes. Admittedly, though, potential for capital gains is quite limited. Selling default protection on Japan sovereign debt, either outright or as a substitute to low-yielding short-term JGBs, is another way to earn prudent carry. As we argued in April (PIMCO Asia-Pacific Cyclical Outlook April 2010), we are quite comfortable that Japan is not going to default. For portfolios that have discretion to invest outside Japan, we would look to underweight Japan duration, as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to earn even more attractive carry, such as the belly of the U.S. Treasury curve or some quasi-sovereign and corporate bonds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As for our currency strategy, we currently remain neutral on the Japanese yen. Fundamentally, Japan’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and deflation (which results in high real interest rates) will likely remain supportive for the Japanese yen. Expectations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will be more aggressive than the BOJ when it comes to monetary easing should also be a yen positive vs. the U.S. dollar. But for fundamental attractiveness and long-term valuation, we see much better value in currencies in emerging Asia.
Thank you.
Ford Posts Record $1.69 Billion Third-Quarter Profit (Upda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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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Keith Naughton
Oct. 26 (Bloomberg) -- Ford Motor Co., propelled by new models that are boosting its U.S. share, reported third-quarter net income of $1.69 billion, the highest in the automaker’s 107- year history.
The results topped the previous third-quarter record of $1.13 billion, set in 1997. Excluding some items, profit was 48 cents a share, topping the 38-cent average of 12 analysts’ estimates compiled by Bloomberg. The second-largest U.S. automaker had net income of $997 million in last year’s third quarter and an adjusted per-share profit of 26 cen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lan Mulally has revived Ford by improving quality and expanding offerings of the namesake brand. Ford, the only major U.S. automaker to avoid bankruptcy, won 15.1 percent of U.S. light-vehicle sales in the quarter, up from 13 percent two years ago, as buyers pay more for new models such as the Fiesta subcompact and Super Duty pickups.
“Ford has elevated its brand,” said Jessica Caldwell, director of pricing and industry analysis for automotive researcher Edmunds.com. “They’re attracting a more discerning buyer who has more income and can afford more options.”
Ford, based in Dearborn, Michigan, fell 11 cents to $14.04 at 7:30 a.m., before the start of regular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composite trading. The shares gained 42 percent this year through yesterday.
Average Prices
Buyers of Ford cars and trucks paid an average of $30,636 per model in September, up 10 percent from five years ago, as they loaded up on options like voice-activated telephone and stereo systems, according to Santa Monica, California-based Edmunds. That’s the highest average price Edmunds has recorded for Ford since the researcher began gathering data in 2002, Caldwell said.
Ford’s third-quarter sales fell 4.3 percent to $29 billion as the company boosted North American production 16 percent to 570,000 cars and trucks. The average of eight analysts’ estimates was for revenue of $27 billion.
Ford said its automotive operations had $23.8 billion in cash on Sept. 30, up from $21.9 billion on June 30. Ford, which has been paying down its obligations this year, had automotive debt of $26.4 billion, down from $27.3 billion on June 30.
Ford said today it will pay down a revolving credit line by $2 billion and use cash to prepay the remaining $3.6 billion in debt owed to its union retirement account.
Debt Repayment
Ford said it expects to have about the same amount of cash and deb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12 months ahead of schedule. Ford has paid down its obligations by $10.8 billion so far this year, including the $3.6 billion payment this week to the union retiree health-care trust. That debt reduction saves Ford about $800 million annually in interest payments, the company said.
Ford has more debt than General Motors Co. and Chrysler Group LLC because it borrowed $23 billion in late 2006 before credit markets froze. That gave the automaker a cash cushion to withstand the recession and avoid bankruptcy. It also left Ford with obligations that Mulally has said put the automaker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raised Ford’s credit rating two levels Oct. 8, saying its operating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exceeded” expectations.
“The company is well positioned to continue generating strong earnings and cash flow through 2011, and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balance sheet,” J. Bruce Clark, Moody’s senior vice president, said in the report.
Credit Rating
Ford’s credit rating remains two levels below investment grade and Moody’s said it doesn’t anticipate another upgrade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next year, after contract talks with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conclud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Lewis Booth has said returning to investment grade is “a rallying cry within the company.”
Mulally, 65, has said Ford will deliver “solid profits” this year and generate positive automotive operating cash flow. Ford may have net income of $7.64 billion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estimate of four analysts. The company earned $6.37 billion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topping Volkswagen AG’s $5.6 billion.
Ford said today fourth-quarter production will rise to 1.35 million globally, about 89,000 more than in the third quarter.
Since coming from Boeing Co. in September 2006, Mulally has focused on the Ford brand and unloaded European luxury lines Jaguar, Land Rover and Aston Martin. Ford sold Volvo to Zhejiang Geely Holding Group Co. in August for $1.5 billion, the largest overseas acquisition by a Chinese automaker. Ford bought Volvo for $6.5 billion in 1999.
Ending Mercury
Ford also has said it will discontinue the mid-priced Mercury model lin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o focus on reviving the Lincoln luxury brand. The automaker told Lincoln dealers this month it plans to reduce metropolitan stores by 35 percent.
Last year, Mulally ended three years of losses at Ford, which earned $2.7 billion in 2009. From 2006 through 2008, Ford’s losses totaled $30.1 billion as a collapse in sport- utility vehicle sales was followed by the most severe recessio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ll of Ford’s business units will be profitable in 2011, Ford’s Booth told reporters today. Average prices for new models continue to climb, adding $400 million to pretax automotive profits in the quarter, he said.
“The general perception of Ford four years ago was this kind of loser company in a loser industry,” said Bernie McGinn, president of McGinn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 Alexandria, Virginia, which owns 330,000 Ford common shares. “Now people are buying Fords because it’s cool.”
To contact the reporter on this story: Keith Naughton in Southfield, Michigan, at Knaughton3@bloomberg.net
To contact the editor responsible for this story: Jamie Butters at jbutters@bloomber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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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Keith Naughton
Oct. 26 (Bloomberg) -- Ford Motor Co., propelled by new models that are boosting its U.S. share, reported third-quarter net income of $1.69 billion, the highest in the automaker’s 107- year history.
The results topped the previous third-quarter record of $1.13 billion, set in 1997. Excluding some items, profit was 48 cents a share, topping the 38-cent average of 12 analysts’ estimates compiled by Bloomberg. The second-largest U.S. automaker had net income of $997 million in last year’s third quarter and an adjusted per-share profit of 26 cen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lan Mulally has revived Ford by improving quality and expanding offerings of the namesake brand. Ford, the only major U.S. automaker to avoid bankruptcy, won 15.1 percent of U.S. light-vehicle sales in the quarter, up from 13 percent two years ago, as buyers pay more for new models such as the Fiesta subcompact and Super Duty pickups.
“Ford has elevated its brand,” said Jessica Caldwell, director of pricing and industry analysis for automotive researcher Edmunds.com. “They’re attracting a more discerning buyer who has more income and can afford more options.”
Ford, based in Dearborn, Michigan, fell 11 cents to $14.04 at 7:30 a.m., before the start of regular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composite trading. The shares gained 42 percent this year through yesterday.
Average Prices
Buyers of Ford cars and trucks paid an average of $30,636 per model in September, up 10 percent from five years ago, as they loaded up on options like voice-activated telephone and stereo systems, according to Santa Monica, California-based Edmunds. That’s the highest average price Edmunds has recorded for Ford since the researcher began gathering data in 2002, Caldwell said.
Ford’s third-quarter sales fell 4.3 percent to $29 billion as the company boosted North American production 16 percent to 570,000 cars and trucks. The average of eight analysts’ estimates was for revenue of $27 billion.
Ford said its automotive operations had $23.8 billion in cash on Sept. 30, up from $21.9 billion on June 30. Ford, which has been paying down its obligations this year, had automotive debt of $26.4 billion, down from $27.3 billion on June 30.
Ford said today it will pay down a revolving credit line by $2 billion and use cash to prepay the remaining $3.6 billion in debt owed to its union retirement account.
Debt Repayment
Ford said it expects to have about the same amount of cash and deb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12 months ahead of schedule. Ford has paid down its obligations by $10.8 billion so far this year, including the $3.6 billion payment this week to the union retiree health-care trust. That debt reduction saves Ford about $800 million annually in interest payments, the company said.
Ford has more debt than General Motors Co. and Chrysler Group LLC because it borrowed $23 billion in late 2006 before credit markets froze. That gave the automaker a cash cushion to withstand the recession and avoid bankruptcy. It also left Ford with obligations that Mulally has said put the automaker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raised Ford’s credit rating two levels Oct. 8, saying its operating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exceeded” expectations.
“The company is well positioned to continue generating strong earnings and cash flow through 2011, and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balance sheet,” J. Bruce Clark, Moody’s senior vice president, said in the report.
Credit Rating
Ford’s credit rating remains two levels below investment grade and Moody’s said it doesn’t anticipate another upgrade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next year, after contract talks with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conclud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Lewis Booth has said returning to investment grade is “a rallying cry within the company.”
Mulally, 65, has said Ford will deliver “solid profits” this year and generate positive automotive operating cash flow. Ford may have net income of $7.64 billion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estimate of four analysts. The company earned $6.37 billion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topping Volkswagen AG’s $5.6 billion.
Ford said today fourth-quarter production will rise to 1.35 million globally, about 89,000 more than in the third quarter.
Since coming from Boeing Co. in September 2006, Mulally has focused on the Ford brand and unloaded European luxury lines Jaguar, Land Rover and Aston Martin. Ford sold Volvo to Zhejiang Geely Holding Group Co. in August for $1.5 billion, the largest overseas acquisition by a Chinese automaker. Ford bought Volvo for $6.5 billion in 1999.
Ending Mercury
Ford also has said it will discontinue the mid-priced Mercury model lin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o focus on reviving the Lincoln luxury brand. The automaker told Lincoln dealers this month it plans to reduce metropolitan stores by 35 percent.
Last year, Mulally ended three years of losses at Ford, which earned $2.7 billion in 2009. From 2006 through 2008, Ford’s losses totaled $30.1 billion as a collapse in sport- utility vehicle sales was followed by the most severe recessio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ll of Ford’s business units will be profitable in 2011, Ford’s Booth told reporters today. Average prices for new models continue to climb, adding $400 million to pretax automotive profits in the quarter, he said.
“The general perception of Ford four years ago was this kind of loser company in a loser industry,” said Bernie McGinn, president of McGinn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 Alexandria, Virginia, which owns 330,000 Ford common shares. “Now people are buying Fords because it’s cool.”
To contact the reporter on this story: Keith Naughton in Southfield, Michigan, at Knaughton3@bloomberg.net
To contact the editor responsible for this story: Jamie Butters at jbutters@bloomberg.net
Shrinking Bank Revenue Signals Dawn of ‘Worst’ Decade of Growth
Shrinking Bank Revenue Signals Dawn of ‘Worst’ Decade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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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wn Kopecki and Michael J. Moore
Oct. 26 (Bloomberg) -- Shrinking revenue at U.S. banks, led by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and Citigroup Inc., may continue to fall as the industry heads into what could be its slowest period of growth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fter the six largest U.S. banks posted record revenue in 2009, combined net revenue fell by an average of 8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from a year earlier and 16.3 percent over the last two quarters,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by Bloomberg. Revenue so far this year is down by 4.1 percent, driven by declines in everything from trading at Goldman Sachs to home lending at Bank of America Corp. New laws restricting account and credit-card fees, as well as derivatives and capital rules, are also squeezing lenders.
Next year will kick off a decade that will bring the “worst revenue growth” for U.S. banks in 80 years, according to Mike Mayo, a banking analyst at Credit Agricole Securities USA Inc. in New York. Net revenue at U.S. commercial lenders has expanded at a slower pace in each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falling to 6 percent in the last decade from 12 percent in the 1970s, according to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data.
“Revenues aren’t just weak for this quarter, or even for this upcoming year, but for the entire upcoming decade,” said Mayo, a former Federal Reserve analyst who has more than 20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The speed limit’s been lowered for how fast banks can drive earnings.”
The trend over the last two quarters is hitting almost every line of income statements and is spread across the sector, affecting investment banks, consumer banks and commercial lenders. It’s eating away at profits, depressing stock prices and threatening bonuses and new hiring.
BofA, JPMorgan
The 17.6 percent drop in net revenue since March 31 at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based Bank of America, the largest U.S. bank by assets, came mostly from its mortgage-lending and credit-card businesses. The company reported a $7.3 billion loss in the third quarter after taking a $10.4 billion goodwill writedown against new debit-card laws.
JPMorgan Chase & Co., where revenue dropped 13.9 percent over the same time frame, has been hurt by bad credit-card loans. Revenue from credit cards at the New York-based lender, the second-largest in the U.S., fell more than 17.6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from a year earlier.
The bank’s revenue is also suffering,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industry, from new restrictions on the fees it can charge for credit cards, checking accounts and other consumer service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amie Dimon, 54, told analysts Oct. 14 that the bank will lose about $750 million in profit as a result. He also said new derivatives rules will cost $1 billion in lost revenue.
Trading Revenue
Wells Fargo & Co.’s decline of 2.7 percent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has come from its community-banking operations. New limits on overdraft fees trimmed revenue at the San Francisco- based lender by $380 mill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Howard Atkins told analysts on an Oct. 20 conference call.
Goldman Sachs and Citigroup, whose revenue fell 30 percent and 18 percent over the last two quarters, have been hampered by lower trading results. The two New York-based firms had the biggest drop of the six banks so far this year.
At Morgan Stanley, a fall in fixed-income and equity trading drove revenue down 25 percent over the six months. Goldman Sachs and New York-based Morgan Stanley posted declines in fixed-income trading revenue of more than 37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while Citigroup’s investment banking revenue was down by 20 percent.
‘New Normal’
Lower credit costs and a less gloomy housing outlook allowed lenders to draw down reserves and set aside fewer provisions against consumer loan losses. That helped them to remain profitable. Net income for the first nine months was $39.6 billion for the six banks, compared with $39.5 billion fo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Still, some analysts questioned the growth prospects of an industry that made up as much as 20 percent of the profit from Standard & Poor’s 500 Index companies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ccording to Bloomberg data.
“That five- or six-year period during the boom, that was just purchase activity created by credit,” said Christopher Whalen, a form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nalyst and co-founder of Institutional Risk Analytics in Torrance, California. “The ‘new normal’ terminology, the cliche we all hate, is absolutely true. When you’ve withdrawn all of this credit from the economy, you’re also taking a component of revenue out.”
“We’ll be lucky” if revenue growth for U.S. banks is flat this decade, Whalen said.
40-Year Trend
Financial companies have trailed the broader equity market this year. The S&P 500 Financials Index is up 1 percent, while the overall S&P 500 Index has climbed 6.3 percent. Bank of America and Morgan Stanley have each fallen more than 17 percent, while Citigroup had the only increase among the biggest six, jumping 27 percent.
The six largest lenders are trading at an average of 0.9 times their book value, less than half the average level over the last 10 years. Bank of America’s market value is about 53 percent of its book value, while Wells Fargo is trading at 1.2 times its book value.
Declining revenue growth rates for banks is a 40-year trend, according to FDIC data. U.S. banks had compound annual revenue growth of 12 percent from 1970 through 1979, about 10 percent during the 1980s, 8 percent in the 1990s and 6 percent over the most recent decade.
‘Not Your Friend’
“When it comes to decade-long revenue growth for banks, the trend is not your friend,” Mayo said. “Basic traditional banking is likely to remain weak. It’s a slower-growing economy, and banks can’t or shouldn’t try to overcome headwind by reaching for inappropriate risky growth.”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the U.S. is projected to grow by 2.7 percent this year, 2.4 percent next year and 3 percent in 2012, according to median estimates of 65 economists surveyed by Bloomberg.
To find growth, banks including JPMorgan are looking to expand their reach overseas, where GDP growth rates are about twice those of the U.S. The bank announced in February plans to double its 4 percent share of the Asian market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has expanded its global commodities-trading unit through a $1.7 billion purchase of parts of RBS Sempra Commodities LLP earlier this year.
Citigroup, which already deri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revenue outside the U.S., is “well-aligned with the growth trends we see globally,” CEO Vikram Pandit, 53, told analysts Oct. 18.
Brokerage Strategy
Morgan Stanley is looking for growth from its brokerage unit after buying a controlling stake in a joint venture with Citigroup’s Smith Barney, more than doubling its brokerage ranks to about 18,000. Bank of America is also relying on its brokerage unit, Merrill Lynch, to sell investment services to existing bank customers, both in the U.S. and overseas.
Wells Fargo CEO John Stumpf told analysts Oct. 20 that his bank is making up for lost revenue growth by offering customers service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 -- where they shop, at ATMs, online, via telephone and mobile banking.
Generating growth will be about “taking share away from other banks,” said Whalen of Institutional Risk Analytics. “At best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be a zero-sum game.”
Bank revenue will benefit when loan growth returns, said Christopher Kotowski, an analyst at Oppenheimer & Co. in New York. In 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 of the 1990s, average annual loan volume didn’t grow until two years after the amount of new troubled assets peaked, he wrote in a July note to investors.
Loan Growth
Consumer and commercial loans at U.S. banks climbed 0.6 percent in September to $6.8 trillion from a year earlier, the first rise in 15 month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That compares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11 percent from 2005 through 2007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housing boom. Loan volumes peaked at $7.29 trillion in 2008.
“Loan growth and job growth are always the last things to come back,” Kotowski said. “I know people are impatien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pain out there,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way to jumpstart the process. It needs to run its course.”
William Rogers Jr., president of Atlanta-based SunTrust Banks Inc., told analysts Oct. 21 that large corporate customers are using about 17 percent of their loan capacity, compared with an average of “mid to high 20s.” For mid-size companies, the rate is in the “low 30s,” compared with an historic average in the low to mid 40s, he said. The rate of decline has abated this year, he said.
“I would hope that we’d start to see some kind of increase depending on some type of economic recovery,” he said.
‘Faint Glimmer’
Betsy Graseck, an analyst for Morgan Stanley in New York, said bank revenue will likely shrink this year and next before rebounding in 2012. Consumer loan growth and investor appetites for risk will begin to rise again late next year, she said.
“We’ve got two more years of slog and workout,” Graseck said. “We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t’s a faint glimmer, and it’s growing brighter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two years.”
Bank revenue in the first quarter surged in part because of two government programs designed to revive the U.S. housing market -- the Fed’s $1.25 trillion mortgage-bond purchase program that ended in March and a homebuyer tax credit that expired in April. Revenue has been weak since.
Operating Margins
Expenses aren’t falling as fast as revenue at the six largest banks, which is squeezing their operating margins. Non- interest expenses, including compensation and rent, fell 3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from a year earlier. The overhead ratio for the six banks -- non-interest expenses divided by revenue -- climbed to more than 60 percen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heigh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at helped lead to Bank of America and Morgan Stanley posting the first quarterly per-share losses this year among the six banks.
Banks also may be forced to cut pay and headcount if the revenue decline continues. Goldman Sachs reduced the amount it set aside for compensation in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the year, as did the investment banking divisions at Morgan Stanley and JPMorgan. U.S. securities firms may cut as many as 80,000 jobs in the next 18 months as revenue growth slows, bank analyst Meredith Whitney, founder of New York-based Meredith Whitney Advisory Group LLC, said last month.
The size of the biggest banks places them at a disadvantage to increase revenue relative to smaller competitors.
“Size is a problem -- there are four banks that are over $1 trillion in assets, and it’s really tough for them to grow,” said Thomas Brown, CEO of Second Curve Capital LLC, a New York hedge fund that focuses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smaller banks have other issues, but their growth prospects are much better.”
To contact the reporters on this story: Dawn Kopecki in New York at dkopecki@bloomberg.com; Michael J. Moore in New York at mmoore55@bloomberg.net.
To contact the editor responsible for this story: David Scheer at dscheer@bloomber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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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wn Kopecki and Michael J. Moore
Oct. 26 (Bloomberg) -- Shrinking revenue at U.S. banks, led by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and Citigroup Inc., may continue to fall as the industry heads into what could be its slowest period of growth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fter the six largest U.S. banks posted record revenue in 2009, combined net revenue fell by an average of 8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from a year earlier and 16.3 percent over the last two quarters,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by Bloomberg. Revenue so far this year is down by 4.1 percent, driven by declines in everything from trading at Goldman Sachs to home lending at Bank of America Corp. New laws restricting account and credit-card fees, as well as derivatives and capital rules, are also squeezing lenders.
Next year will kick off a decade that will bring the “worst revenue growth” for U.S. banks in 80 years, according to Mike Mayo, a banking analyst at Credit Agricole Securities USA Inc. in New York. Net revenue at U.S. commercial lenders has expanded at a slower pace in each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falling to 6 percent in the last decade from 12 percent in the 1970s, according to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data.
“Revenues aren’t just weak for this quarter, or even for this upcoming year, but for the entire upcoming decade,” said Mayo, a former Federal Reserve analyst who has more than 20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The speed limit’s been lowered for how fast banks can drive earnings.”
The trend over the last two quarters is hitting almost every line of income statements and is spread across the sector, affecting investment banks, consumer banks and commercial lenders. It’s eating away at profits, depressing stock prices and threatening bonuses and new hiring.
BofA, JPMorgan
The 17.6 percent drop in net revenue since March 31 at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based Bank of America, the largest U.S. bank by assets, came mostly from its mortgage-lending and credit-card businesses. The company reported a $7.3 billion loss in the third quarter after taking a $10.4 billion goodwill writedown against new debit-card laws.
JPMorgan Chase & Co., where revenue dropped 13.9 percent over the same time frame, has been hurt by bad credit-card loans. Revenue from credit cards at the New York-based lender, the second-largest in the U.S., fell more than 17.6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from a year earlier.
The bank’s revenue is also suffering,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industry, from new restrictions on the fees it can charge for credit cards, checking accounts and other consumer service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amie Dimon, 54, told analysts Oct. 14 that the bank will lose about $750 million in profit as a result. He also said new derivatives rules will cost $1 billion in lost revenue.
Trading Revenue
Wells Fargo & Co.’s decline of 2.7 percent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has come from its community-banking operations. New limits on overdraft fees trimmed revenue at the San Francisco- based lender by $380 mill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Howard Atkins told analysts on an Oct. 20 conference call.
Goldman Sachs and Citigroup, whose revenue fell 30 percent and 18 percent over the last two quarters, have been hampered by lower trading results. The two New York-based firms had the biggest drop of the six banks so far this year.
At Morgan Stanley, a fall in fixed-income and equity trading drove revenue down 25 percent over the six months. Goldman Sachs and New York-based Morgan Stanley posted declines in fixed-income trading revenue of more than 37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while Citigroup’s investment banking revenue was down by 20 percent.
‘New Normal’
Lower credit costs and a less gloomy housing outlook allowed lenders to draw down reserves and set aside fewer provisions against consumer loan losses. That helped them to remain profitable. Net income for the first nine months was $39.6 billion for the six banks, compared with $39.5 billion fo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Still, some analysts questioned the growth prospects of an industry that made up as much as 20 percent of the profit from Standard & Poor’s 500 Index companies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ccording to Bloomberg data.
“That five- or six-year period during the boom, that was just purchase activity created by credit,” said Christopher Whalen, a form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nalyst and co-founder of Institutional Risk Analytics in Torrance, California. “The ‘new normal’ terminology, the cliche we all hate, is absolutely true. When you’ve withdrawn all of this credit from the economy, you’re also taking a component of revenue out.”
“We’ll be lucky” if revenue growth for U.S. banks is flat this decade, Whalen said.
40-Year Trend
Financial companies have trailed the broader equity market this year. The S&P 500 Financials Index is up 1 percent, while the overall S&P 500 Index has climbed 6.3 percent. Bank of America and Morgan Stanley have each fallen more than 17 percent, while Citigroup had the only increase among the biggest six, jumping 27 percent.
The six largest lenders are trading at an average of 0.9 times their book value, less than half the average level over the last 10 years. Bank of America’s market value is about 53 percent of its book value, while Wells Fargo is trading at 1.2 times its book value.
Declining revenue growth rates for banks is a 40-year trend, according to FDIC data. U.S. banks had compound annual revenue growth of 12 percent from 1970 through 1979, about 10 percent during the 1980s, 8 percent in the 1990s and 6 percent over the most recent decade.
‘Not Your Friend’
“When it comes to decade-long revenue growth for banks, the trend is not your friend,” Mayo said. “Basic traditional banking is likely to remain weak. It’s a slower-growing economy, and banks can’t or shouldn’t try to overcome headwind by reaching for inappropriate risky growth.”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the U.S. is projected to grow by 2.7 percent this year, 2.4 percent next year and 3 percent in 2012, according to median estimates of 65 economists surveyed by Bloomberg.
To find growth, banks including JPMorgan are looking to expand their reach overseas, where GDP growth rates are about twice those of the U.S. The bank announced in February plans to double its 4 percent share of the Asian market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has expanded its global commodities-trading unit through a $1.7 billion purchase of parts of RBS Sempra Commodities LLP earlier this year.
Citigroup, which already derive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its revenue outside the U.S., is “well-aligned with the growth trends we see globally,” CEO Vikram Pandit, 53, told analysts Oct. 18.
Brokerage Strategy
Morgan Stanley is looking for growth from its brokerage unit after buying a controlling stake in a joint venture with Citigroup’s Smith Barney, more than doubling its brokerage ranks to about 18,000. Bank of America is also relying on its brokerage unit, Merrill Lynch, to sell investment services to existing bank customers, both in the U.S. and overseas.
Wells Fargo CEO John Stumpf told analysts Oct. 20 that his bank is making up for lost revenue growth by offering customers service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 -- where they shop, at ATMs, online, via telephone and mobile banking.
Generating growth will be about “taking share away from other banks,” said Whalen of Institutional Risk Analytics. “At best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be a zero-sum game.”
Bank revenue will benefit when loan growth returns, said Christopher Kotowski, an analyst at Oppenheimer & Co. in New York. In 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 of the 1990s, average annual loan volume didn’t grow until two years after the amount of new troubled assets peaked, he wrote in a July note to investors.
Loan Growth
Consumer and commercial loans at U.S. banks climbed 0.6 percent in September to $6.8 trillion from a year earlier, the first rise in 15 month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That compares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11 percent from 2005 through 2007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housing boom. Loan volumes peaked at $7.29 trillion in 2008.
“Loan growth and job growth are always the last things to come back,” Kotowski said. “I know people are impatien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pain out there,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way to jumpstart the process. It needs to run its course.”
William Rogers Jr., president of Atlanta-based SunTrust Banks Inc., told analysts Oct. 21 that large corporate customers are using about 17 percent of their loan capacity, compared with an average of “mid to high 20s.” For mid-size companies, the rate is in the “low 30s,” compared with an historic average in the low to mid 40s, he said. The rate of decline has abated this year, he said.
“I would hope that we’d start to see some kind of increase depending on some type of economic recovery,” he said.
‘Faint Glimmer’
Betsy Graseck, an analyst for Morgan Stanley in New York, said bank revenue will likely shrink this year and next before rebounding in 2012. Consumer loan growth and investor appetites for risk will begin to rise again late next year, she said.
“We’ve got two more years of slog and workout,” Graseck said. “We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t’s a faint glimmer, and it’s growing brighter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two years.”
Bank revenue in the first quarter surged in part because of two government programs designed to revive the U.S. housing market -- the Fed’s $1.25 trillion mortgage-bond purchase program that ended in March and a homebuyer tax credit that expired in April. Revenue has been weak since.
Operating Margins
Expenses aren’t falling as fast as revenue at the six largest banks, which is squeezing their operating margins. Non- interest expenses, including compensation and rent, fell 3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from a year earlier. The overhead ratio for the six banks -- non-interest expenses divided by revenue -- climbed to more than 60 percen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heigh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at helped lead to Bank of America and Morgan Stanley posting the first quarterly per-share losses this year among the six banks.
Banks also may be forced to cut pay and headcount if the revenue decline continues. Goldman Sachs reduced the amount it set aside for compensation in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the year, as did the investment banking divisions at Morgan Stanley and JPMorgan. U.S. securities firms may cut as many as 80,000 jobs in the next 18 months as revenue growth slows, bank analyst Meredith Whitney, founder of New York-based Meredith Whitney Advisory Group LLC, said last month.
The size of the biggest banks places them at a disadvantage to increase revenue relative to smaller competitors.
“Size is a problem -- there are four banks that are over $1 trillion in assets, and it’s really tough for them to grow,” said Thomas Brown, CEO of Second Curve Capital LLC, a New York hedge fund that focuses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smaller banks have other issues, but their growth prospects are much better.”
To contact the reporters on this story: Dawn Kopecki in New York at dkopecki@bloomberg.com; Michael J. Moore in New York at mmoore55@bloomberg.net.
To contact the editor responsible for this story: David Scheer at dscheer@bloomberg.net.
Monday, October 25, 2010
Coding Switch to Make Algorithmic Trading Even Faster
Coding Switch to Make Algorithmic Trading Even Faster
By DONNA KARDOS YESALAVICH
In algorithmic trading, where milliseconds can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fit or a loss, time has long stood in the way of getting the actual algorithms in place.
That lag time between con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could change soon, however. A standardized version of coding for automated trading programs is starting to gain traction, and that promises to bring traders new and revised algorithms faster.
Trading algorithms use software programs that make buy and sell decisions based on preset rul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 stock market. Their use has grown in recent years as trading firms have sought ways to capitalize on the ability of computers to more quickly spot and take advantage of market opportunities than a human could.
The coding, dubbed FIXatdl, for Finan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 Algorithmic Trading Definition Language, would help traders to get their hands on new or updated algorithms more quickly. That is a valuable prospect at a time when the industry is hungry for bringing fresh automated strategies into use.
"It's mostly a time-to-market issue for these algorithms," said Greg Malatestinic, senior technology analyst at Jordan & Jordan, a provider of regulatory and market-data compliance services.
Most programs require sophisticated coding that necessitates time-consuming changes at every step of the process, from the trading-system developers who would have to re-create algorithm screens for every new or altered algorithm to the trading desks where system upgrades would be needed to view the new screens. FIXatdl, however, makes time-sensitive algorithms a viable option that traders can profit from.
Mr. Malatestinic said an algorithm that takes weeks or even months in development, as many without FIXatdl often do, might be irrelevant by the time it is available. The FIXatdl standard would speed up the entire process, cutting the development time for algorithms to as short as a week or less.
The standardization aims to do for algorithmic trading what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or HTML, did for the Web. Just as HTML enables Internet browsers to instantly read and show users all kinds of websites, the algorithm standard means trading firms will no longer need to install new technology each time they want to use a new algorithm.
In addition, reduced time to market means fewer man hours are needed to get algorithms into traders' hands, which ultimately helps cut costs.
"You're obviously spending a lot less resources and you have a quicker turnaround time," said Ary Khatchikian, president and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at Portware, a developer of automated trading software that uses FIXatdl. It now takes Portware one to two weeks to do what took four to eight weeks prior to FIXatdl, Mr. Khatchikian said.
The idea of a coding standardization for trading algorithms isn't new. An industry group co-headed by Mr. Malatestinic has worked toward the goal for several years. But its first attempt at a standardized algorithm language, referred to as FIXatdl 1.0, was somewhat of a dud. That initial version, released in 2008, was stymied by glitches that limited its uses.
However, the FIX Protocol Algorithmic Trading Working Group, an industry group that developed and maintains the standard for algorithms, incorporated the industry's criticism of 1.0 into another version, called 1.1. That version, released in March, has generated a lot of buzz and increased adoption. The group doesn't directly profit from its work. It is composed of volunteers who work in the industry who decided a standard would enable them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Version 1.0 probably got people engaged in thinking about it more," said Jim Campbell, Investment Technology Group's product manager for trading network ITG Net, while version 1.1 "puts us in a position universally to begin to move toward this standard."
ITG Net doesn't use FIXatdl but has plans to have some of the broker algorithms on its platform under the standard by early 2011.
"Really in the last quarter is when we feel like there's some critical mass that's been building up," he said. "Now that there's momentum here, we're certainly working with [the brokers] so we can adopt it."
Write to Donna Kardos Yesalavich at donna.yesalavich@dowjones.com
By DONNA KARDOS YESALAVICH
In algorithmic trading, where milliseconds can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fit or a loss, time has long stood in the way of getting the actual algorithms in place.
That lag time between con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could change soon, however. A standardized version of coding for automated trading programs is starting to gain traction, and that promises to bring traders new and revised algorithms faster.
Trading algorithms use software programs that make buy and sell decisions based on preset rul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 stock market. Their use has grown in recent years as trading firms have sought ways to capitalize on the ability of computers to more quickly spot and take advantage of market opportunities than a human could.
The coding, dubbed FIXatdl, for Finan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 Algorithmic Trading Definition Language, would help traders to get their hands on new or updated algorithms more quickly. That is a valuable prospect at a time when the industry is hungry for bringing fresh automated strategies into use.
"It's mostly a time-to-market issue for these algorithms," said Greg Malatestinic, senior technology analyst at Jordan & Jordan, a provider of regulatory and market-data compliance services.
Most programs require sophisticated coding that necessitates time-consuming changes at every step of the process, from the trading-system developers who would have to re-create algorithm screens for every new or altered algorithm to the trading desks where system upgrades would be needed to view the new screens. FIXatdl, however, makes time-sensitive algorithms a viable option that traders can profit from.
Mr. Malatestinic said an algorithm that takes weeks or even months in development, as many without FIXatdl often do, might be irrelevant by the time it is available. The FIXatdl standard would speed up the entire process, cutting the development time for algorithms to as short as a week or less.
The standardization aims to do for algorithmic trading what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or HTML, did for the Web. Just as HTML enables Internet browsers to instantly read and show users all kinds of websites, the algorithm standard means trading firms will no longer need to install new technology each time they want to use a new algorithm.
In addition, reduced time to market means fewer man hours are needed to get algorithms into traders' hands, which ultimately helps cut costs.
"You're obviously spending a lot less resources and you have a quicker turnaround time," said Ary Khatchikian, president and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at Portware, a developer of automated trading software that uses FIXatdl. It now takes Portware one to two weeks to do what took four to eight weeks prior to FIXatdl, Mr. Khatchikian said.
The idea of a coding standardization for trading algorithms isn't new. An industry group co-headed by Mr. Malatestinic has worked toward the goal for several years. But its first attempt at a standardized algorithm language, referred to as FIXatdl 1.0, was somewhat of a dud. That initial version, released in 2008, was stymied by glitches that limited its uses.
However, the FIX Protocol Algorithmic Trading Working Group, an industry group that developed and maintains the standard for algorithms, incorporated the industry's criticism of 1.0 into another version, called 1.1. That version, released in March, has generated a lot of buzz and increased adoption. The group doesn't directly profit from its work. It is composed of volunteers who work in the industry who decided a standard would enable them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Version 1.0 probably got people engaged in thinking about it more," said Jim Campbell, Investment Technology Group's product manager for trading network ITG Net, while version 1.1 "puts us in a position universally to begin to move toward this standard."
ITG Net doesn't use FIXatdl but has plans to have some of the broker algorithms on its platform under the standard by early 2011.
"Really in the last quarter is when we feel like there's some critical mass that's been building up," he said. "Now that there's momentum here, we're certainly working with [the brokers] so we can adopt it."
Write to Donna Kardos Yesalavich at donna.yesalavich@dowjones.com
Sunday, October 24, 2010
Manias and Meddlers: Secret Past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Manias and Meddlers: Secret Past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By JASON ZWEIG
This week,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jolted stock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surprise interest-rate rise, and the leaders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alled for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s economic-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drive to manage growth harks back to a declaration on April 22 that "of the many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facilitate commerce and help industries."
The odd thing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that statement on April 22, 1903.
Amid the almost irresistible excitement over China's explosive growth,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sian giant has run this exact race before—several times—and the results weren't pretty.
The growth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s real, and I don't mean to sniff at it. But stocks require more than growth alone to be profitable; they also need good oversight by bureaucrats and corporate managers alike.
The chronicle of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stretches back nearly 150 years, and it is nothing like the story of unstoppable progress that many American investors might expect.
Stocks began trading in Shanghai in the 1860s. The first "share mania" struck in 1871, when shipping stocks rose by as much as 70%. In 1882, there was another bubble, this time in mining stocks launch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rom 1889 to 1891, Shanghai was gripped by a mania for real-estate development companies. In 1910 came a boom in rubber plantations.
Each time, officially sponsored banks flooded the market with cheap credit—much as their successors have done recently. Each time, investors were swept up with enthusiasm, and the boom ended up in an inevitable bust.
In 1920, National Geographic called China "the greatest undeveloped market in the world of today." The next year promoters floated a wave of commodity offerings; in Shanghai alone, more than 140 stock exchanges sprang up. By 1922, many of the stocks had gone bust and all but 12 of the new markets had disappeared.
Even towar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re were more than 100 initial public stock offerings annually in China, says Zhiwu Chen, a finance professor at Yale University.
Chinese leaders have long believed they could somehow both unleash and keep a tight rein on capitalism. History, at least until recently, has proved them wrong.
As far back as the 1870s, provincial governors set up companies, then hired merchants to run them according to the governors' wishes. Many of these firms flopped.
In 1949, right after it came 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 re-established the capital markets that had been disrupted by war. One stock exchange opened in 1949 in Tianjin, another in 1950 in Beijing. The new government closed down this experiment in 1952, says Prof. Chen.
The tension continues today. "Most Americans probably couldn't conceive of the Republican or Democratic party appointing the CEO of Exxon Mobil," says Cheah Cheng Hye, chairman of Value Partners, a Hong Kong investment firm that manages $7.4 billion, much of it in China. "But many of the CEOs in China are appoi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equipped to be corporate captains." Managers in China are rapidly becoming more professional, Mr. Cheah says, but that change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David Herro, lead manager of Oakmark International, a $6.2 billion mutual fund, says he and his team have visited China twice a year for the past 20 years. How much does he have invested there? "Zero," he says.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trying to pick winners and losers, and they've done a fairly horrible job at it." Before he will invest, he adds, "we want lower prices, and we want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f. Chen thinks tha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d China's leaders to believe that the Western model of capitalism wasn't worth copying as closely as they had thought. "There was less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Chinese businesses a century ago," he says, "than there is today." Until companies become more accountable to shareholders, Prof. Chen advises investing only in shares listed on major exchanges in New York or Hong Kong, which he calls "the cream of the crop."
According to data from Morningstar and TrimTabs Investment Research, some $507 million poured into China-related mutual funds and exchange-traded funds last month, after $4.5 billion of inflows in 2009. Investors chasing China's glorious future may have longer to wait, and a harder time getting there, than they might imagine.
— intelligentinvestor@wsj.com; twitter.com/jasonzweigwsj
By JASON ZWEIG
This week,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jolted stock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surprise interest-rate rise, and the leaders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alled for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s economic-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drive to manage growth harks back to a declaration on April 22 that "of the many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facilitate commerce and help industries."
The odd thing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that statement on April 22, 1903.
Amid the almost irresistible excitement over China's explosive growth,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sian giant has run this exact race before—several times—and the results weren't pretty.
The growth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s real, and I don't mean to sniff at it. But stocks require more than growth alone to be profitable; they also need good oversight by bureaucrats and corporate managers alike.
The chronicle of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stretches back nearly 150 years, and it is nothing like the story of unstoppable progress that many American investors might expect.
Stocks began trading in Shanghai in the 1860s. The first "share mania" struck in 1871, when shipping stocks rose by as much as 70%. In 1882, there was another bubble, this time in mining stocks launch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rom 1889 to 1891, Shanghai was gripped by a mania for real-estate development companies. In 1910 came a boom in rubber plantations.
Each time, officially sponsored banks flooded the market with cheap credit—much as their successors have done recently. Each time, investors were swept up with enthusiasm, and the boom ended up in an inevitable bust.
In 1920, National Geographic called China "the greatest undeveloped market in the world of today." The next year promoters floated a wave of commodity offerings; in Shanghai alone, more than 140 stock exchanges sprang up. By 1922, many of the stocks had gone bust and all but 12 of the new markets had disappeared.
Even towar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re were more than 100 initial public stock offerings annually in China, says Zhiwu Chen, a finance professor at Yale University.
Chinese leaders have long believed they could somehow both unleash and keep a tight rein on capitalism. History, at least until recently, has proved them wrong.
As far back as the 1870s, provincial governors set up companies, then hired merchants to run them according to the governors' wishes. Many of these firms flopped.
In 1949, right after it came 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 re-established the capital markets that had been disrupted by war. One stock exchange opened in 1949 in Tianjin, another in 1950 in Beijing. The new government closed down this experiment in 1952, says Prof. Chen.
The tension continues today. "Most Americans probably couldn't conceive of the Republican or Democratic party appointing the CEO of Exxon Mobil," says Cheah Cheng Hye, chairman of Value Partners, a Hong Kong investment firm that manages $7.4 billion, much of it in China. "But many of the CEOs in China are appoi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equipped to be corporate captains." Managers in China are rapidly becoming more professional, Mr. Cheah says, but that change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David Herro, lead manager of Oakmark International, a $6.2 billion mutual fund, says he and his team have visited China twice a year for the past 20 years. How much does he have invested there? "Zero," he says.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trying to pick winners and losers, and they've done a fairly horrible job at it." Before he will invest, he adds, "we want lower prices, and we want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f. Chen thinks tha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d China's leaders to believe that the Western model of capitalism wasn't worth copying as closely as they had thought. "There was less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Chinese businesses a century ago," he says, "than there is today." Until companies become more accountable to shareholders, Prof. Chen advises investing only in shares listed on major exchanges in New York or Hong Kong, which he calls "the cream of the crop."
According to data from Morningstar and TrimTabs Investment Research, some $507 million poured into China-related mutual funds and exchange-traded funds last month, after $4.5 billion of inflows in 2009. Investors chasing China's glorious future may have longer to wait, and a harder time getting there, than they might imagine.
— intelligentinvestor@wsj.com; twitter.com/jasonzweigwsj
Fannie, Freddie Seek End to Freeze
Fannie, Freddie Seek End to Freeze
By NICK TIMIRAOS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have taken a leading role in preparing and endors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banks and title insurers that is designed to help restart foreclosure sale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NATIONAL MORTGAGE NEWS
As foreclosure-paperwork problems erupted last month, some title insurers stopped issuing policies on certain properties amid concerns that banks hadn't properly processed foreclosures and that the insurers would face losses. Banks, along with Fannie and Freddie, were forced to suspend sales of those properties. As delays mount, so, too, do the costs of maintaining unsold homes.
Fannie and Freddi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insurers and servicers to hammer out a model indemnification agreement that could be adopted industrywide. The mortgage-finance firms have held conference calls to hash out details while lawyers trade new drafts of the proposed agreement, which has grown from a few paragraphs to several pages,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negotiations said.
The behind-the-scenes work illustrates how, as banks prepare to resume home repossessions, few entities have a greater interest in helping to put the foreclosure train back on track than Fannie and Freddie, which together own or guarantee half of all U.S. mortgages.
"They're in a position to pursue good, straight, and solid answers. In that way, they play a quasi-regulatory role," said Kurt Pfotenhaue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American Land Title Association, a trade group.
The agreement with title insurers and servicers would be similar to one signed between Bank of America Corp. and the nation's largest title insurer, 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 Inc., to indemnify the insurer against any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bank errors in the foreclosure process. Fannie and Freddie have also taken steps in recent months to boost oversight of how mortgage servicers handle loan modifications.
Related
Still, the foreclosure-document crisis is raising an age-old question that has dogged the mortgage firms: Should they play the role of regulator, or business partner, with the mortgage originators and servicers that are their customers?
On one hand, Fannie and Freddie need to make sure foreclosures are proceeding properly.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ant to move the process along as fast as possible because each day that they can't repossess homes, they lose more money and ring up a bigger bill for taxpayers.
"Given their public purpose and the special advantages they have in the marketplace, Fannie and Freddie should be a model to the whole industry of how to make sure the foreclosure process is working properly," said Julia Gordon, a senior policy counsel at the Center for Responsible Lending.
But the firms' regulator, and the companies themselves, say that the onus is on servicers to fix any problems and vouch for the quality of their foreclosure processes.
Fannie Ma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be the determining body as to whether servicers are putting processes in place that comply with the law," a company spokeswoman said.
Fannie and Freddie don't actually issue mortgages, but purchase them from banks and sell them to investors as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providing guarantees to cover losses when loans default. They are largely reliant on banks and other firms to service those loans, or to handle day-to-day management, including decisions on how to modify loans or to pursue foreclosure when a borrower falls behind on payments.
By virtue of their size, they largely designed the current servicing infrastructure. The firms provide lists of vendors that are approved to handle everything from issuing foreclosure filings to selling homes. Detailed bulletins spell out how much servicers can spend at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The arrangement worked when defaults were low. But as servicers deal with a flood of delinquencies, their decisions could have an outsized impact on Fannie's and Freddie's bottom lines. At the same time, servicing is concentrated among a few players, giving the mortgage firms little choice.
In late August, Fannie put servicers on notice that they could face fines if foreclosures became unreasonably prolonged. Foreclosures were expected to pick up pace.
But just as that was happening, Ally Financial Inc.'s GMAC Mortgage notified Fannie and Freddie about flaws in its foreclosure process in 23 states where foreclosures must be processed by courts. On Sept. 1, Freddie suspended foreclosures or sales of properties in 23 judicial states where the loan was serviced by GMAC.
Since then, as GMAC and other major servicers suspended foreclosures, Fannie and Freddie have been unable to sell a big chunk of their pile of nearly 200,000 foreclosed homes, valued at around $19 billion.
Mortgage owners stand to lose $1,000 per property for each month that a foreclosure is delayed,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y FBR Capital Markets. That means Fannie and Freddie could face steep costs for every month that they can't sell homes.
Fannie and Freddie, taken over by the U.S. government two years ago, have cost taxpayers $135 billion. On Thursday, the firms' regulator said that the tab could grow to $259 billion if the economy falls into another recession.
Write to Nick Timiraos at nick.timiraos@wsj.com
By NICK TIMIRAOS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have taken a leading role in preparing and endors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banks and title insurers that is designed to help restart foreclosure sale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NATIONAL MORTGAGE NEWS
As foreclosure-paperwork problems erupted last month, some title insurers stopped issuing policies on certain properties amid concerns that banks hadn't properly processed foreclosures and that the insurers would face losses. Banks, along with Fannie and Freddie, were forced to suspend sales of those properties. As delays mount, so, too, do the costs of maintaining unsold homes.
Fannie and Freddi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insurers and servicers to hammer out a model indemnification agreement that could be adopted industrywide. The mortgage-finance firms have held conference calls to hash out details while lawyers trade new drafts of the proposed agreement, which has grown from a few paragraphs to several pages,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negotiations said.
The behind-the-scenes work illustrates how, as banks prepare to resume home repossessions, few entities have a greater interest in helping to put the foreclosure train back on track than Fannie and Freddie, which together own or guarantee half of all U.S. mortgages.
"They're in a position to pursue good, straight, and solid answers. In that way, they play a quasi-regulatory role," said Kurt Pfotenhaue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American Land Title Association, a trade group.
The agreement with title insurers and servicers would be similar to one signed between Bank of America Corp. and the nation's largest title insurer, 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 Inc., to indemnify the insurer against any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bank errors in the foreclosure process. Fannie and Freddie have also taken steps in recent months to boost oversight of how mortgage servicers handle loan mod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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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the foreclosure-document crisis is raising an age-old question that has dogged the mortgage firms: Should they play the role of regulator, or business partner, with the mortgage originators and servicers that are their customers?
On one hand, Fannie and Freddie need to make sure foreclosures are proceeding properly.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ant to move the process along as fast as possible because each day that they can't repossess homes, they lose more money and ring up a bigger bill for taxpayers.
"Given their public purpose and the special advantages they have in the marketplace, Fannie and Freddie should be a model to the whole industry of how to make sure the foreclosure process is working properly," said Julia Gordon, a senior policy counsel at the Center for Responsible Lending.
But the firms' regulator, and the companies themselves, say that the onus is on servicers to fix any problems and vouch for the quality of their foreclosure processes.
Fannie Ma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be the determining body as to whether servicers are putting processes in place that comply with the law," a company spokeswoman said.
Fannie and Freddie don't actually issue mortgages, but purchase them from banks and sell them to investors as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providing guarantees to cover losses when loans default. They are largely reliant on banks and other firms to service those loans, or to handle day-to-day management, including decisions on how to modify loans or to pursue foreclosure when a borrower falls behind on payments.
By virtue of their size, they largely designed the current servicing infrastructure. The firms provide lists of vendors that are approved to handle everything from issuing foreclosure filings to selling homes. Detailed bulletins spell out how much servicers can spend at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The arrangement worked when defaults were low. But as servicers deal with a flood of delinquencies, their decisions could have an outsized impact on Fannie's and Freddie's bottom lines. At the same time, servicing is concentrated among a few players, giving the mortgage firms little choice.
In late August, Fannie put servicers on notice that they could face fines if foreclosures became unreasonably prolonged. Foreclosures were expected to pick up pace.
But just as that was happening, Ally Financial Inc.'s GMAC Mortgage notified Fannie and Freddie about flaws in its foreclosure process in 23 states where foreclosures must be processed by courts. On Sept. 1, Freddie suspended foreclosures or sales of properties in 23 judicial states where the loan was serviced by GMAC.
Since then, as GMAC and other major servicers suspended foreclosures, Fannie and Freddie have been unable to sell a big chunk of their pile of nearly 200,000 foreclosed homes, valued at around $19 billion.
Mortgage owners stand to lose $1,000 per property for each month that a foreclosure is delayed,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y FBR Capital Markets. That means Fannie and Freddie could face steep costs for every month that they can't sell homes.
Fannie and Freddie, taken over by the U.S. government two years ago, have cost taxpayers $135 billion. On Thursday, the firms' regulator said that the tab could grow to $259 billion if the economy falls into another recession.
Write to Nick Timiraos at nick.timiraos@wsj.com
中国私募行业现状：行业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http://howbuy2008.blog.hexun.com/57165162_d.html
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的逐渐累积，中高端理财市场的迅速成长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公募基金、券商、保险公司、民间的投资精英选择进入阳光私募基金业，我国的阳光私募基金行业从2004年起步以来，成长迅速。2007年的大牛市，更是催生了我国的私募基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阳光私募已成为中高端理财市场的重要投资品种，并逐渐成为流行的投资趋势。
我国私募行业现状
目前，市场上正在运行的阳光私募累计已达500多只。各方投资明星纷纷加盟，私募业内明星璀璨，并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品牌。国内私募基金规模一般在 3000万至20多亿，预计私募的总规模已超过500亿，总规模虽然还有限，但成长速度惊人。此外，私募在投研团队、绝对收益理念、营销方面，都较早几年 有了很大变化。而政策的支持，也在逐步提高阳光私募的社会地位。
(一)私募产品数量加速扩大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搜集截止至2010年8月27日。
本文所指的私募基金，范围如下：(1)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可以部分地投资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但并非FOF。(2)管理人为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顾问公司、信托公司。(3)均通过信托平台发售。(4)不含结构性产品。
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10年8月27日，我国市场上共有517只阳光私募基金，私募基金 http://simu.howbuy.com/数量近年加速扩大。2007年以前成立的私募基金仅有11只，占比2.13%，主要包括云南信托(中国 龙)、明达、涌金、天马这些老牌私募管理人，基金经理主 要来自于券商和民间。2007年，我国百年不遇的牛市催生了一批私募基金公司的成立，当年成立的私募基金有80只，占比15.47%，这一年成立的私募基 金主要有：朱雀、星石、淡水泉、尚雅、新价值、武当、证大，等等。这一年，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公募基金经理开始加入私募的行列，如淡水泉的赵军(原嘉实基 金总裁助理)、星石的江晖(原华夏基金总经理助理)、尚雅的石波(原华夏基金投资副总监)、武当的田荣华(原长盛基金经理)、民森的蔡明(原博时基金副总 裁)。一位位公募大佬的加盟，为私募基金增添异彩，私募基金也渐渐为越来越多的高端投资者所知晓。2008年，席卷全球的大熊市，为整个投资界蒙上了一层 阴影，但是我国的私募基金仍然表现出勃勃生机，在这一年成立的私募基金有94只，占比18.18%，这一阶段成立的私募主要有：从容、博颐、智德、汇利、 重阳、源乐晟，等等。2009年，私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全年共成立171只私募基金，占比33.08%，如果说2007年私募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当时火爆 的市场行情，那2009年市场的热烈追捧则基于私募管理人优异的业绩。今年以来，共有161只私募基金成立，占比31.14%，过往业绩优秀的私募发行新 产品速度尤为迅速，如2009年的冠军新价值，今年以来已发行13只产品。
(二)私募绝对收益理念深化但良莠不齐
私募固定管理费一般只有1.5%(且含管理费、银行保管费、受托人报酬费)，而私募一般不过几千万到20亿之数。因此，对私募来说，20%的浮动报酬才是私募赚钱的动力。
在对“绝对收益”理念的不断认识中，有的私募，典型如星石，可以任随大盘涨跌，自己始终保持均匀的前进步伐，星石的江晖也因此在业内深受尊敬。也有 的私募在此绝对收益的游戏中不断反省与调整，逐渐成长，以适应私募投资人对绝对收益的要求。如2009年排名第一的新价值，在2008年遭遇几乎与市场同 步的下跌，2009年开始推行亏损控制，下行风险明显有所改观。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私募数据截至8月27日，共有286只纳入统计。
私募整体也拿出了良好的业绩，证明自己对绝对收益的追求。近1年，沪深300指数下跌6.18%，私募基金平均取得0.36%的收益率。有192只基金超越沪深300指数，占比67.13%，有55.24%的基金(158只)取得正回报，为投资者创造出绝对收益。
然而，由于私募行业门槛较低，私募基金管理人鱼龙混杂，私募基金内部业绩呈现出极大的分化。近1年以来，有相当数量的私募业绩极为优秀，有8只基金近1年收益率超过30%，其中业绩排名前三位的翼虎成长、世通、新价值2分别实现了44.89%、39.98%、39.50%的回报。然而，业绩排名末三位的道合2、龙马2、龙马1则分别亏损35.47%、35.09%、34.70%。
(三)私募业内明星璀璨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10年8月27日。
以私募的基金经理构成来看，按从业经历大体可分为三类：公募、券商和民间。好买对纳入统计的196位私募基金经理进行了分析，其中有23.60%来自公募，32.02%来自券商，还有24.16%属于公募、券商之外的“民间派”。
私募界有投资者耳熟能详的公募明星基金经理：工银瑞信投资总监江晖、嘉实基金总经理助理赵军、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吕俊、华夏基金石波、孙建冬、张益驰、嘉实基金王贵文、交银施罗德的郑拓、李旭利、博时基金肖华、长盛基金田荣华，等等。
除公募明星外，其他各路明星也汇聚私募：中国人寿最年轻的基金经理曾晓洁，国信证券研究所所长蒋国云，国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汤小生，企业家出身的长金掌门人郑晓军，也有来自于民间的股神如林园，等等。
各路明星的加盟，也使得私募自身的营销能力不断增强。由于明星公募基金经理李旭利的加盟，重阳3期首发便超过10亿元，堪比一些公募基金的首发阵 容。再如前国信证券大将蒋国云掌舵的瀚信，今年2月才开始发行第一只产品，到如今已经成立了9只产品，成立速度惊人。民间派也有如此的有号召力的人物，比 如徐翔，依靠着自己曾经在宁波敢死队的名气，泽熙募集金额也瞬间超过10亿。
(四)投研规范化程度逐年提高
私募基金公司在成立之初，普遍是依靠一两位核心的投研人员，在投资决策上，也以一人独大的方式居多。近年来，一些实力雄厚的私募基金公司，投研方面向公募看齐甚至超越了一些小型公募基金公司。
如凯石，拥有10亿人民币的注册资本，财大气粗为公司招揽人才提供了条件，目前公司由30多位来自于证券、基金、投资银行的专业人士组成。公司的投 研团队包括7位投资经理，其中不乏陈继武、李文忠这样的公募投资总监级别的明星。再如重阳，不仅拥有裘国根、李旭利双核驱动，数位资深分析师从业经历都超 过10年，且都有国内外著名卖方机构的工作经验。重阳投研团队配置和投资流程管理的规范化也已与公募相仿。还有朱雀，一直以来打的就是“团队牌”，拥有一 套完善的投研制度。一方面，同大多数私募一样，朱雀采用增聘资深研究员的方式，来应对基金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朱雀有李华轮、张延鹏、梁跃军、陈秋冬、 王欢五位基金经理，且拥有完善的制度应对规模的扩大，仅有经考核合格后的基金经理，才会逐渐加大管理规模。
一些近几年业绩优秀的私募基金，在私募扩张的过程中，有的私募加强投研，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向正规化发展。如2009年一炮走红的新价值，今年以来 成立了13只产品，但业绩仍然保持较好的水平。今年以来，其旗舰产品的新价值2，上涨15.39%，跑赢沪深300指数34.03%。新价值拥有罗伟广、 邱伟、黄云轩、陈延泰、李涛五位基金经理。尤其是今年引进来自国信证券的股票研究总监邱伟，正逐渐建立一套规范的研究体系，公司投研实力进一步增强。
(五)策略多样化，产品个性化
私募在投资风格、投资策略上的分化，也是私募基金区别于公募基金的一大特色。重阳的李旭利以做大的行业配置为主;源乐晟的曾晓洁对大消费行业情有独 钟，操作积极，注重选时及行业轮动;鼎锋偏好“高小新”的投资标的;博颐信奉中立哲学，基本保持50%的均衡仓位，通过比例调整来控制风险，反复交易;鑫 兰瑞是高频交易的代表，顺势而为，把握好中短线的机会;恒达通汇则依靠一个数学家团队，开发了一套数量化系统，以电脑指导股票买卖。
在投资策略不断的完善与加强中，私募也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品牌：如淡水泉赵军以“市场逆向投资者”闻名、新价值罗伟广则推其“暴利拐点法”选股、朱雀李华轮专注于“买公司”、从容吕俊以“磁性战术”保持对市场的关注，尚雅则有“拐点行业发掘先锋”的美名。
除了私募自身的投资策略不断成熟以外，一些私募也逐渐开发出个性化的产品，以吸引越来越挑剔的客户。私募新品的竞相发行使得私募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这令私募发新产品必须创新。今年2月，广东长金投资推出了有“20%安全垫条款”的长金6号私募基金。6月，上海从容投资成立了国内首只医疗行业基金 从容医疗1期，外贸信托成立了富鹏的化工量化双核心，化工产业主题性投资和量化策略相结合。
(六)政策关注力度加大
目前的私募基金主要由《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范，但在证券监管体系抑或是政府的产业发展指引中，都鲜有涉及私募基金公司的内容，私募基金的发展总体处于监管缺失的状态。
然而，当前阳光私募成长迅速，已经是市场及监管层无法忽视的力量，无论从其对市场的影响力还是从居民巨大的投资需求角度出发，继续忽视其存在，任其自然生长不仅无法保证这个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甚至对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都将不良影响。
近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发布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文件中除了股权投资基金外，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纳入了政府支持的范围。尽 管此规定仅是针对一个区域的地方性政策，但随着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对私募的正视和扶植，相信行业整体的转型和正名也是指日可待。
(七)私募阳光化程度逐年提高
私募的高歌猛进，阳光化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在私募阳光化过程中，媒体和研究机构多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媒体自2009年初就不断加强了对私募的介 绍报道，许多重要网媒等都设立了私募频道，很多平媒不仅增加了私募基金的宣传报道，还组织了不少评奖和评级等，这些都为投资者了解私募基金提供了便利。其 次，不少基金研究机构纷纷涉足了私募研究，许多原来在公募基金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研究机构均增加了对私募基金的研究，这些机构不仅在基础数据整理及实地调 研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还运用专业的分析方法对私募基金进行了研究，对私募进行评价和评级，为投资者理性投资提供了依据和帮助。此外，越来越多的私 募基金公司认识到阳光化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也以更开放的态度来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随着实力的增强，一些公司更加注重公司形象及品牌的宣传推介。
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的逐渐累积，中高端理财市场的迅速成长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公募基金、券商、保险公司、民间的投资精英选择进入阳光私募基金业，我国的阳光私募基金行业从2004年起步以来，成长迅速。2007年的大牛市，更是催生了我国的私募基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阳光私募已成为中高端理财市场的重要投资品种，并逐渐成为流行的投资趋势。
我国私募行业现状
目前，市场上正在运行的阳光私募累计已达500多只。各方投资明星纷纷加盟，私募业内明星璀璨，并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品牌。国内私募基金规模一般在 3000万至20多亿，预计私募的总规模已超过500亿，总规模虽然还有限，但成长速度惊人。此外，私募在投研团队、绝对收益理念、营销方面，都较早几年 有了很大变化。而政策的支持，也在逐步提高阳光私募的社会地位。
(一)私募产品数量加速扩大
| 按成立时间统计的私募产品个数（总计：517只） | |
 |  |
本文所指的私募基金，范围如下：(1)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可以部分地投资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但并非FOF。(2)管理人为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顾问公司、信托公司。(3)均通过信托平台发售。(4)不含结构性产品。
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10年8月27日，我国市场上共有517只阳光私募基金，私募基金 http://simu.howbuy.com/数量近年加速扩大。2007年以前成立的私募基金仅有11只，占比2.13%，主要包括云南信托(中国 龙)、明达、涌金、天马这些老牌私募管理人，基金经理主 要来自于券商和民间。2007年，我国百年不遇的牛市催生了一批私募基金公司的成立，当年成立的私募基金有80只，占比15.47%，这一年成立的私募基 金主要有：朱雀、星石、淡水泉、尚雅、新价值、武当、证大，等等。这一年，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公募基金经理开始加入私募的行列，如淡水泉的赵军(原嘉实基 金总裁助理)、星石的江晖(原华夏基金总经理助理)、尚雅的石波(原华夏基金投资副总监)、武当的田荣华(原长盛基金经理)、民森的蔡明(原博时基金副总 裁)。一位位公募大佬的加盟，为私募基金增添异彩，私募基金也渐渐为越来越多的高端投资者所知晓。2008年，席卷全球的大熊市，为整个投资界蒙上了一层 阴影，但是我国的私募基金仍然表现出勃勃生机，在这一年成立的私募基金有94只，占比18.18%，这一阶段成立的私募主要有：从容、博颐、智德、汇利、 重阳、源乐晟，等等。2009年，私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全年共成立171只私募基金，占比33.08%，如果说2007年私募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当时火爆 的市场行情，那2009年市场的热烈追捧则基于私募管理人优异的业绩。今年以来，共有161只私募基金成立，占比31.14%，过往业绩优秀的私募发行新 产品速度尤为迅速，如2009年的冠军新价值，今年以来已发行13只产品。
(二)私募绝对收益理念深化但良莠不齐
私募固定管理费一般只有1.5%(且含管理费、银行保管费、受托人报酬费)，而私募一般不过几千万到20亿之数。因此，对私募来说，20%的浮动报酬才是私募赚钱的动力。
在对“绝对收益”理念的不断认识中，有的私募，典型如星石，可以任随大盘涨跌，自己始终保持均匀的前进步伐，星石的江晖也因此在业内深受尊敬。也有 的私募在此绝对收益的游戏中不断反省与调整，逐渐成长，以适应私募投资人对绝对收益的要求。如2009年排名第一的新价值，在2008年遭遇几乎与市场同 步的下跌，2009年开始推行亏损控制，下行风险明显有所改观。
| 近一年私募收益分布 |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私募数据截至8月27日，共有286只纳入统计。
私募整体也拿出了良好的业绩，证明自己对绝对收益的追求。近1年，沪深300指数下跌6.18%，私募基金平均取得0.36%的收益率。有192只基金超越沪深300指数，占比67.13%，有55.24%的基金(158只)取得正回报，为投资者创造出绝对收益。
然而，由于私募行业门槛较低，私募基金管理人鱼龙混杂，私募基金内部业绩呈现出极大的分化。近1年以来，有相当数量的私募业绩极为优秀，有8只基金近1年收益率超过30%，其中业绩排名前三位的翼虎成长、世通、新价值2分别实现了44.89%、39.98%、39.50%的回报。然而，业绩排名末三位的道合2、龙马2、龙马1则分别亏损35.47%、35.09%、34.70%。
(三)私募业内明星璀璨
| 私募基金经理来源 | ||
 | 来源 | 数量（位） |
| 基金 | 48 | |
| 民间 | 50 | |
| 券商 | 78 | |
| 其他 | 20 | |
| 总计 | 196 | |
以私募的基金经理构成来看，按从业经历大体可分为三类：公募、券商和民间。好买对纳入统计的196位私募基金经理进行了分析，其中有23.60%来自公募，32.02%来自券商，还有24.16%属于公募、券商之外的“民间派”。
私募界有投资者耳熟能详的公募明星基金经理：工银瑞信投资总监江晖、嘉实基金总经理助理赵军、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吕俊、华夏基金石波、孙建冬、张益驰、嘉实基金王贵文、交银施罗德的郑拓、李旭利、博时基金肖华、长盛基金田荣华，等等。
除公募明星外，其他各路明星也汇聚私募：中国人寿最年轻的基金经理曾晓洁，国信证券研究所所长蒋国云，国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汤小生，企业家出身的长金掌门人郑晓军，也有来自于民间的股神如林园，等等。
各路明星的加盟，也使得私募自身的营销能力不断增强。由于明星公募基金经理李旭利的加盟，重阳3期首发便超过10亿元，堪比一些公募基金的首发阵 容。再如前国信证券大将蒋国云掌舵的瀚信，今年2月才开始发行第一只产品，到如今已经成立了9只产品，成立速度惊人。民间派也有如此的有号召力的人物，比 如徐翔，依靠着自己曾经在宁波敢死队的名气，泽熙募集金额也瞬间超过10亿。
(四)投研规范化程度逐年提高
私募基金公司在成立之初，普遍是依靠一两位核心的投研人员，在投资决策上，也以一人独大的方式居多。近年来，一些实力雄厚的私募基金公司，投研方面向公募看齐甚至超越了一些小型公募基金公司。
如凯石，拥有10亿人民币的注册资本，财大气粗为公司招揽人才提供了条件，目前公司由30多位来自于证券、基金、投资银行的专业人士组成。公司的投 研团队包括7位投资经理，其中不乏陈继武、李文忠这样的公募投资总监级别的明星。再如重阳，不仅拥有裘国根、李旭利双核驱动，数位资深分析师从业经历都超 过10年，且都有国内外著名卖方机构的工作经验。重阳投研团队配置和投资流程管理的规范化也已与公募相仿。还有朱雀，一直以来打的就是“团队牌”，拥有一 套完善的投研制度。一方面，同大多数私募一样，朱雀采用增聘资深研究员的方式，来应对基金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朱雀有李华轮、张延鹏、梁跃军、陈秋冬、 王欢五位基金经理，且拥有完善的制度应对规模的扩大，仅有经考核合格后的基金经理，才会逐渐加大管理规模。
一些近几年业绩优秀的私募基金，在私募扩张的过程中，有的私募加强投研，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向正规化发展。如2009年一炮走红的新价值，今年以来 成立了13只产品，但业绩仍然保持较好的水平。今年以来，其旗舰产品的新价值2，上涨15.39%，跑赢沪深300指数34.03%。新价值拥有罗伟广、 邱伟、黄云轩、陈延泰、李涛五位基金经理。尤其是今年引进来自国信证券的股票研究总监邱伟，正逐渐建立一套规范的研究体系，公司投研实力进一步增强。
(五)策略多样化，产品个性化
私募在投资风格、投资策略上的分化，也是私募基金区别于公募基金的一大特色。重阳的李旭利以做大的行业配置为主;源乐晟的曾晓洁对大消费行业情有独 钟，操作积极，注重选时及行业轮动;鼎锋偏好“高小新”的投资标的;博颐信奉中立哲学，基本保持50%的均衡仓位，通过比例调整来控制风险，反复交易;鑫 兰瑞是高频交易的代表，顺势而为，把握好中短线的机会;恒达通汇则依靠一个数学家团队，开发了一套数量化系统，以电脑指导股票买卖。
在投资策略不断的完善与加强中，私募也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品牌：如淡水泉赵军以“市场逆向投资者”闻名、新价值罗伟广则推其“暴利拐点法”选股、朱雀李华轮专注于“买公司”、从容吕俊以“磁性战术”保持对市场的关注，尚雅则有“拐点行业发掘先锋”的美名。
除了私募自身的投资策略不断成熟以外，一些私募也逐渐开发出个性化的产品，以吸引越来越挑剔的客户。私募新品的竞相发行使得私募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这令私募发新产品必须创新。今年2月，广东长金投资推出了有“20%安全垫条款”的长金6号私募基金。6月，上海从容投资成立了国内首只医疗行业基金 从容医疗1期，外贸信托成立了富鹏的化工量化双核心，化工产业主题性投资和量化策略相结合。
(六)政策关注力度加大
目前的私募基金主要由《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范，但在证券监管体系抑或是政府的产业发展指引中，都鲜有涉及私募基金公司的内容，私募基金的发展总体处于监管缺失的状态。
然而，当前阳光私募成长迅速，已经是市场及监管层无法忽视的力量，无论从其对市场的影响力还是从居民巨大的投资需求角度出发，继续忽视其存在，任其自然生长不仅无法保证这个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甚至对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都将不良影响。
近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发布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文件中除了股权投资基金外，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纳入了政府支持的范围。尽 管此规定仅是针对一个区域的地方性政策，但随着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对私募的正视和扶植，相信行业整体的转型和正名也是指日可待。
(七)私募阳光化程度逐年提高
私募的高歌猛进，阳光化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在私募阳光化过程中，媒体和研究机构多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媒体自2009年初就不断加强了对私募的介 绍报道，许多重要网媒等都设立了私募频道，很多平媒不仅增加了私募基金的宣传报道，还组织了不少评奖和评级等，这些都为投资者了解私募基金提供了便利。其 次，不少基金研究机构纷纷涉足了私募研究，许多原来在公募基金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研究机构均增加了对私募基金的研究，这些机构不仅在基础数据整理及实地调 研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还运用专业的分析方法对私募基金进行了研究，对私募进行评价和评级，为投资者理性投资提供了依据和帮助。此外，越来越多的私 募基金公司认识到阳光化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也以更开放的态度来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随着实力的增强，一些公司更加注重公司形象及品牌的宣传推介。
杨宇东：中国阳光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杨宇东：中国阳光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直击阳光私募峰会现场:谁是中国巴菲特
孟诚：我也是第一财经的工作人员，第一财经有网站、日报、研究院，杨总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因为杨总从93年担任记者，他研究了很多课题都是调查，然后总结最后得出一些规律。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演讲请杨宇东先生做关于中国证券类私募发展的现状研究。
杨宇东：我代表研究团队做一个演讲，本身的行业发展非常新，现在还是在一个婴儿期，我们的研究也是比较粗浅，另外整个行业信息披露程度比较浅，所以这些研究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角度。
中国的阳光私募基金最早在2005年11月28号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这个代表了阳光私募基金阳光化，今天请到华润深国投的老总，我再次表达了对这个模式的创始人的感谢。
简单介绍一下，在座的都是业内人士，阳光私募的收费管理模式和收费标准，所谓阳光私募就是经过了深国投和一些私募基金共同探讨探索出信托发行、投资管理公司担任顾问的合作模式，收入一般按照资金1%到1.5%收费，超过收益的20%作为奖励，平衡了投资方和资金方的管理利益。
现在已经有107家私募投资公司在21信托平台上发售了185个非结构化的阳光私募基金产品，现在国内公开的产品管理基金规模在110亿左右，如果加上没有公开的基金规模，中国投资在信托平台上的证券私募基金数量大约在400亿左右，大概相当于一个中型的公募基金运作的规模。
信托公司在私募的产业当中充当了发行的平台，监管者和资金股票的保管者三重职能，但是由于信托公司本身客户资源较少，也有一些比较大的信托公司有了很大的客户平台和发行平台，整体来讲整个信托行业的作用有待于提升。其实在阳光私募基金出现之前信托公司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普通大众和基金打交道比较少。现在高端投资者越来越了解到私募基金，这对于信托行业也是良好的发展机遇。由于阳光私募设计的优势，使得信托公司成为最好的投资平台，相比于银行他的收益更好，信托的市场也因此打开。
从5月份的榜单看出信托公司的市场规模，其中最大的是华润深国投，占了41%，我们相信随着阳光私募产品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定会聚拢越来越多的客户资源，像华润深国投要树立起自己的信托品牌。
在2008年初中国的阳光私募出现了发展高潮，也和股市大涨是有关系的，但是信息披露没有标准，我们很难有标准化的平台去统计，客观上市场对于私募基金的展示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不仅来自需要购买产品的投资者，也包括一些基金公司，证监会、银监会，我们感觉需求越来越大。在这背景下，对于阳光私募的介绍非常空白，在一年之前第一财经制作了这么一份榜单。
我们的制作方法一开始进行了一定的自我限制，对于业绩的私密性和展示没有定规，而是以信息平台发售的以超过20%的信托产品设计作为基本的榜单目标样本。这是业绩榜单的截图，这是我们开发出的阳光私募基金的指数以及跟上证指数的比较。
我们这个榜单的行业影响力还要介绍一个，由于是国内第一个独立第三方制作的，又是第一财经主流媒体通过电视、报纸、网站同时发布，所以一推出就成为了中国私募基金的榜单，公信力得到了一致好评，按照制作模式国内随后出现了一批以私募基金业绩为对象的排行榜，制作模式也纷纷模仿了第一财经。第一财经中国阳光私募基金榜也是收集私募基金最全的榜单，已经和30家数据中心合作，至少有5家只跟第一财经开放。截止到2009年1月1号已经有185个产品被我们榜单收入，是国内收入数量最大的，而且以每个月10个产品的速度在增长。
刚才也看到了09年2月份推出了首份阳光私募基金指数，现在每次第一财经的阳光私募榜单发布之后，迅速有国内的50多家财经网站和门户网站第一时间转载和引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我们也认为排行榜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我们定期对市场份额做一些分析和比较，有使得一些业绩优异的公司浮出水面。相比一年多前没有任何信息资讯可以提供的阳光私募榜单，这个对阳光私募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自从有了榜单之后，在客户的挑选也获得了很大的便捷，甚至有很多有志于发展阳光私募的券商和银行来探讨进行更多的合作。
中国阳光私募基金运行大致分为三种模式，一个是云南国投模式，二是私募投资公司模式，目前是主流，也叫深圳模式，三是公募基金模式。信托平台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是由私募转为了公募，但是业务也是二八分成，也是业界的一个趋势。
私募基金的三大来源我们概括一下，主要来自于三类，一个是市场派人士，另外是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还有原来券商的人士，他们三方面的出身来分析出私募基金经理大概的构成。私募的发行渠道限制，有保本需求的客户不能接受自负盈亏，这个需求也挺大的，一些偏重于保本型产品大行其道，基金规模非常大，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这是阳光私募的总体业绩，总体看来还是非常明显的。最后讲一下中国私募基金发展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基本对于民营的内资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所以民营资本切入私募基金是合法的途径。因为公募基金要收取固定管理费，所以说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融合出现端倪，已经出现公募私募化。这两种趋势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不可避免形成公募和私募的模糊，从而成为两种基金模式，这个趋势潮流已经难以阻挡。
第二个趋势是基金经理向私募基金的单向流动，现在有一半的私募基金经理是由原来的公募基金经理，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激励机制。我们很难奢望私募基金公司在业绩增长的同时抑制规模的成长，如果仍然可以复制之后的投资业绩，包括券商出身的人士有这样的管理，我们认为业绩会发生明显的分化，谁有掌握大型资产的管理能力他管理的基金业绩跟一些私募基金会产生分化效应。在这个规模表现下，很多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很难抵住私募基金的诱惑，所以公募基金经理作为私募基金人才蓄水池的趋势很难阻挡。
第三个趋势，私募产品的规模和公司规模直追公募基金，随着2008年出现了保障性增长，有的已经超过很多小的公募公司，在未来的五年一定会有超过100亿的大型私募基金公司，我们认为人才瓶颈并不存在。随着市场的转暖，很多公司在强化团队的建设，我们相信在核心人物的带领下，一个更加规范化的投资管理公司会越来越多。
第四个趋势是结构化市场的份额会远远召开标准化的私募产品，保本型的结构化产品已经在中国的私募产品得到很广泛的发展。我们觉得发行始终是私募基金的短板，对于低风险的产品存在着很大的需求，目前是具有保本的特征。特别是2008年过去之后，这个处于高速的发展。结构化的产品客户愿意让步一些利润给私募基金，股市从6000多点跌到现在，结构化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在未来几年的发展当中私募基金的发展动力还是相当大的。
第五方面是私募、公募和银行理财产品的比较，处于行业领先的私募基金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每期的榜单都有这样的特点。即便公墓基金出了越来越多的产品，我们还是看好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银行理财产品在收益率方面很难跟私募产品进行竞争。
我们认为阳光私募的发展模式的创新，现在很多券商都在探索新的模式，也是有点类似于擦边球的形式，我们跟信托和银行、券商研究过，他们希望以我们榜单为基础开发出这样的产品，我们认为在解决了业绩提成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之后，包括一些政策方面的规范化问题，在阳光私募业绩两极分化的特点之下，FOF或者 TOT会具有很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最后是中国阳光私募存在的问题初探，信息透明度对于市场参与的重要性也是越来越重要，现在大概20%的业绩没有向公众开放。而业绩化的公开还是非常缺乏，我们说私募产品是对私的，所以信息公开化怎么掌握一个度也是技术问题。我们现在还是要呼吁信托公司以一个固定的日期公布自己的净值，至少对业绩进行标准化的公开很必要，比如每个月的5号，披露的频率也希望从一个月一次统一为一周一次。另外计算的方法也希望有固定的格式，希望可以进行观察。第二个问题是结构化风险控制，因为保本型的特征使得出现牛市之后私募基金收益丰厚，但是熊市的时候风险增加很多，也需要适度披露，给市场接受的时间。对于结构化的产品希望有更加透明化的透露，让客户真实知道收益率水平，也方便管理层监管。
私募产品的公募化越来越明显，很多事情都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我们认为希望引进更好的第三方评级机构，我们觉得这方面跟公募基金标准是一样的，也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体系，这样才有利于这个行业健康发展。前不久冒出一个公司的问题已经引起大家的关注，尽管没有定论，也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需要解决的紧迫性。
接下来是关于债券、期货的私募基金，我们认为债券的发展比较狭小，借助期货的基金本身已经做了杠杆，所以这个份额有限，不会成为发展的主流。
我们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关于注册，由于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注册很简单，我们希望监管层采取一个宽松的态度，我们希望名册、信息披露有一个发布，有利于市场投资者有更加透明的认知。第二是产品发行渠道，由于没有公开的发行渠道成为私募基金发展的障碍，我们希望监管层放开银行、券商去除障碍。另外外资银行也可以投资境外高风险产品，我们认为打开银行的发行渠道，对私募基金是迎来大发展很关键的一步。第三是税收，三重税负是很大的障碍，我们认为这是减轻私募基金税负的最佳途径，随着盈利的增加，税收将是切身影响这个行业的大事情。
监管的政策建议我们希望监管层进行进一步的监管，我们认为对这个行业非常至关重要，我们建议管理层对于一些必须要披露的信息，包括人员、产品类型、产品规模、净值情况连续批，同时向我们媒体第三方也非常愿意通过自己的媒体平台更为积极推广和介绍这个私募行业，作为我个人和研究院由于这些机制性的原因以及人力方面的模式非常看好阳光私募基金的发展，这是我们非常粗浅的研究，希望有时间跟大家进行更深的探讨，谢谢大家！
直击阳光私募峰会现场:谁是中国巴菲特
孟诚：我也是第一财经的工作人员，第一财经有网站、日报、研究院，杨总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因为杨总从93年担任记者，他研究了很多课题都是调查，然后总结最后得出一些规律。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演讲请杨宇东先生做关于中国证券类私募发展的现状研究。
杨宇东：我代表研究团队做一个演讲，本身的行业发展非常新，现在还是在一个婴儿期，我们的研究也是比较粗浅，另外整个行业信息披露程度比较浅，所以这些研究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角度。
中国的阳光私募基金最早在2005年11月28号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这个代表了阳光私募基金阳光化，今天请到华润深国投的老总，我再次表达了对这个模式的创始人的感谢。
简单介绍一下，在座的都是业内人士，阳光私募的收费管理模式和收费标准，所谓阳光私募就是经过了深国投和一些私募基金共同探讨探索出信托发行、投资管理公司担任顾问的合作模式，收入一般按照资金1%到1.5%收费，超过收益的20%作为奖励，平衡了投资方和资金方的管理利益。
现在已经有107家私募投资公司在21信托平台上发售了185个非结构化的阳光私募基金产品，现在国内公开的产品管理基金规模在110亿左右，如果加上没有公开的基金规模，中国投资在信托平台上的证券私募基金数量大约在400亿左右，大概相当于一个中型的公募基金运作的规模。
信托公司在私募的产业当中充当了发行的平台，监管者和资金股票的保管者三重职能，但是由于信托公司本身客户资源较少，也有一些比较大的信托公司有了很大的客户平台和发行平台，整体来讲整个信托行业的作用有待于提升。其实在阳光私募基金出现之前信托公司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普通大众和基金打交道比较少。现在高端投资者越来越了解到私募基金，这对于信托行业也是良好的发展机遇。由于阳光私募设计的优势，使得信托公司成为最好的投资平台，相比于银行他的收益更好，信托的市场也因此打开。
从5月份的榜单看出信托公司的市场规模，其中最大的是华润深国投，占了41%，我们相信随着阳光私募产品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定会聚拢越来越多的客户资源，像华润深国投要树立起自己的信托品牌。
在2008年初中国的阳光私募出现了发展高潮，也和股市大涨是有关系的，但是信息披露没有标准，我们很难有标准化的平台去统计，客观上市场对于私募基金的展示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不仅来自需要购买产品的投资者，也包括一些基金公司，证监会、银监会，我们感觉需求越来越大。在这背景下，对于阳光私募的介绍非常空白，在一年之前第一财经制作了这么一份榜单。
我们的制作方法一开始进行了一定的自我限制，对于业绩的私密性和展示没有定规，而是以信息平台发售的以超过20%的信托产品设计作为基本的榜单目标样本。这是业绩榜单的截图，这是我们开发出的阳光私募基金的指数以及跟上证指数的比较。
我们这个榜单的行业影响力还要介绍一个，由于是国内第一个独立第三方制作的，又是第一财经主流媒体通过电视、报纸、网站同时发布，所以一推出就成为了中国私募基金的榜单，公信力得到了一致好评，按照制作模式国内随后出现了一批以私募基金业绩为对象的排行榜，制作模式也纷纷模仿了第一财经。第一财经中国阳光私募基金榜也是收集私募基金最全的榜单，已经和30家数据中心合作，至少有5家只跟第一财经开放。截止到2009年1月1号已经有185个产品被我们榜单收入，是国内收入数量最大的，而且以每个月10个产品的速度在增长。
刚才也看到了09年2月份推出了首份阳光私募基金指数，现在每次第一财经的阳光私募榜单发布之后，迅速有国内的50多家财经网站和门户网站第一时间转载和引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我们也认为排行榜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我们定期对市场份额做一些分析和比较，有使得一些业绩优异的公司浮出水面。相比一年多前没有任何信息资讯可以提供的阳光私募榜单，这个对阳光私募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自从有了榜单之后，在客户的挑选也获得了很大的便捷，甚至有很多有志于发展阳光私募的券商和银行来探讨进行更多的合作。
中国阳光私募基金运行大致分为三种模式，一个是云南国投模式，二是私募投资公司模式，目前是主流，也叫深圳模式，三是公募基金模式。信托平台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是由私募转为了公募，但是业务也是二八分成，也是业界的一个趋势。
私募基金的三大来源我们概括一下，主要来自于三类，一个是市场派人士，另外是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还有原来券商的人士，他们三方面的出身来分析出私募基金经理大概的构成。私募的发行渠道限制，有保本需求的客户不能接受自负盈亏，这个需求也挺大的，一些偏重于保本型产品大行其道，基金规模非常大，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这是阳光私募的总体业绩，总体看来还是非常明显的。最后讲一下中国私募基金发展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基本对于民营的内资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所以民营资本切入私募基金是合法的途径。因为公募基金要收取固定管理费，所以说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融合出现端倪，已经出现公募私募化。这两种趋势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不可避免形成公募和私募的模糊，从而成为两种基金模式，这个趋势潮流已经难以阻挡。
第二个趋势是基金经理向私募基金的单向流动，现在有一半的私募基金经理是由原来的公募基金经理，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激励机制。我们很难奢望私募基金公司在业绩增长的同时抑制规模的成长，如果仍然可以复制之后的投资业绩，包括券商出身的人士有这样的管理，我们认为业绩会发生明显的分化，谁有掌握大型资产的管理能力他管理的基金业绩跟一些私募基金会产生分化效应。在这个规模表现下，很多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很难抵住私募基金的诱惑，所以公募基金经理作为私募基金人才蓄水池的趋势很难阻挡。
第三个趋势，私募产品的规模和公司规模直追公募基金，随着2008年出现了保障性增长，有的已经超过很多小的公募公司，在未来的五年一定会有超过100亿的大型私募基金公司，我们认为人才瓶颈并不存在。随着市场的转暖，很多公司在强化团队的建设，我们相信在核心人物的带领下，一个更加规范化的投资管理公司会越来越多。
第四个趋势是结构化市场的份额会远远召开标准化的私募产品，保本型的结构化产品已经在中国的私募产品得到很广泛的发展。我们觉得发行始终是私募基金的短板，对于低风险的产品存在着很大的需求，目前是具有保本的特征。特别是2008年过去之后，这个处于高速的发展。结构化的产品客户愿意让步一些利润给私募基金，股市从6000多点跌到现在，结构化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在未来几年的发展当中私募基金的发展动力还是相当大的。
第五方面是私募、公募和银行理财产品的比较，处于行业领先的私募基金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每期的榜单都有这样的特点。即便公墓基金出了越来越多的产品，我们还是看好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银行理财产品在收益率方面很难跟私募产品进行竞争。
我们认为阳光私募的发展模式的创新，现在很多券商都在探索新的模式，也是有点类似于擦边球的形式，我们跟信托和银行、券商研究过，他们希望以我们榜单为基础开发出这样的产品，我们认为在解决了业绩提成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之后，包括一些政策方面的规范化问题，在阳光私募业绩两极分化的特点之下，FOF或者 TOT会具有很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最后是中国阳光私募存在的问题初探，信息透明度对于市场参与的重要性也是越来越重要，现在大概20%的业绩没有向公众开放。而业绩化的公开还是非常缺乏，我们说私募产品是对私的，所以信息公开化怎么掌握一个度也是技术问题。我们现在还是要呼吁信托公司以一个固定的日期公布自己的净值，至少对业绩进行标准化的公开很必要，比如每个月的5号，披露的频率也希望从一个月一次统一为一周一次。另外计算的方法也希望有固定的格式，希望可以进行观察。第二个问题是结构化风险控制，因为保本型的特征使得出现牛市之后私募基金收益丰厚，但是熊市的时候风险增加很多，也需要适度披露，给市场接受的时间。对于结构化的产品希望有更加透明化的透露，让客户真实知道收益率水平，也方便管理层监管。
私募产品的公募化越来越明显，很多事情都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我们认为希望引进更好的第三方评级机构，我们觉得这方面跟公募基金标准是一样的，也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体系，这样才有利于这个行业健康发展。前不久冒出一个公司的问题已经引起大家的关注，尽管没有定论，也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需要解决的紧迫性。
接下来是关于债券、期货的私募基金，我们认为债券的发展比较狭小，借助期货的基金本身已经做了杠杆，所以这个份额有限，不会成为发展的主流。
我们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关于注册，由于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注册很简单，我们希望监管层采取一个宽松的态度，我们希望名册、信息披露有一个发布，有利于市场投资者有更加透明的认知。第二是产品发行渠道，由于没有公开的发行渠道成为私募基金发展的障碍，我们希望监管层放开银行、券商去除障碍。另外外资银行也可以投资境外高风险产品，我们认为打开银行的发行渠道，对私募基金是迎来大发展很关键的一步。第三是税收，三重税负是很大的障碍，我们认为这是减轻私募基金税负的最佳途径，随着盈利的增加，税收将是切身影响这个行业的大事情。
监管的政策建议我们希望监管层进行进一步的监管，我们认为对这个行业非常至关重要，我们建议管理层对于一些必须要披露的信息，包括人员、产品类型、产品规模、净值情况连续批，同时向我们媒体第三方也非常愿意通过自己的媒体平台更为积极推广和介绍这个私募行业，作为我个人和研究院由于这些机制性的原因以及人力方面的模式非常看好阳光私募基金的发展，这是我们非常粗浅的研究，希望有时间跟大家进行更深的探讨，谢谢大家！
中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与前景
中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与前景
由于各国政府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都比较松，私募基金通常无需在金融监管部门注册，因此很难得到私募基金行业准确的统计数据。尽管早在1949 年私募基金就已经存在了，但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1988年后，私募基金数量以平均每年超过17%的速度增长，并在进入本世纪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近年来，离岸基金市场迅速发展，其中开曼群岛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尤其迅速。设立离岸基金，对许多投资者充满吸引力：首先，各国通常对境外投资者人数和最低投资限额的要求更低；其次，离岸基金受那些希望进行匿名投资的投资者青睐。境外投资者通常通过私人银行向对冲基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很难知道真正的投资者。一笔来自瑞士某个私人银行的资金，可能至少代表了5至10个投资者。另外，离岸基金通常选择在税收最少的地区注册，投资者仅需向自己所属的税收当局申报税收。开曼群岛基金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该地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金融服务业，以及严格的政府监管。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美国退休基金投资于美国对冲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离岸基金以合法避税。这部分资产超过1300亿美元。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亚洲最为活跃的潜力巨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之一。新《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重新修订，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舞台。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领域，私募基金开始浮出水面。
据清科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投资方面，2006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内地共投资129个案例，参与投资的机构数量达77家，整体投资规模达 129.73亿美元。在融资方面，2006年40只可投资于中国内地的亚洲基金成功募集，募集资金高达141.96亿美元。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通常私募股权基金最偏好的投资对象是具有上市潜能的企业，即Pre-IPO型企业。除了关注准备上市的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业务开始在上市公司展开。私募增发(PIPE)、并购基金(Buyouts)有加速的趋势。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2006年共有19家在内地和香港以及海外上市的企业获得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PIPE)，融资27.05亿美元，占全年私募股权投资总额的20.8%。同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行其道的并购基金 (Buyouts)在中国也开始崭露头角。2006年的融资额达23.68亿美元，占全年私募股权投资总额的18.3%。另外有8支并购基金 (Buyou-Fund)成功募集，占新募集资金数量的20.0%。就募集资金额而言，并购基金以64.40亿美元的募资金额高居榜首，占整体募资额的 45.4%。2007年共有64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成功募集资金355.84亿美元，较2006年的141.96亿美元增长150%，其中本土基金 37.3亿美元，合资24.9亿美元，外资基金293.7亿美元。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为14个，基金规模为36.27亿美元，平均单只基金规模为2.59亿美元。
根据运作方式的差异，目前在中国经济区域内活动的各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可以分为四类，即外资背景型、政府主导型、券商背景型和民营型。在我国目前的各种投资活动中，最为活跃的是外资背景型的基金，一些知名的成功案例也多是由外资背景的私募基金运作的，如蒙牛、无锡尚德、盛大网络、李宁等，他们的身后也大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国际私募股权基金，如KKR、凯雷、华平、摩根、新桥、英联、黑石等。国内的本土私募股权基金主要包括具有本土金融机构或者政府背景的，如鼎辉国际、中比基金、中非基金及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及国务院已经批准正在筹备的还有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四川绵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广东核电产业投资基金、苏州中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等，券商背景的一些信托公司、咨询公司，如平安信托等，还有一些民营型的创业投资公司等。其中国内最具活力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当属民营型的投资基金，而这其中又以“系类家族企业”最为引人注意，如“涌金投资”等。
但是总体而言，国内的私募股权基金与成熟的外资股权私募基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目前，全国以创投企业形式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三种模式。一是上海模式，是把创投企业定位成一个母基金方式，通过支持一些中小企业管理团队发起设立一些小的投资公司；二是深圳模式，是把大众基金集中在一个集团内，建立起一个航空母舰，来带动很多小的舰队；三是现在的天津模式，是把深圳模式和上海模式结合起来。既设立一个母基金，支持一个中小团队，又设立创投公司来自己投资，管理着一部分基金。
我国私募基金法律环境
一直以来，私募基金往往都被视为是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或者灰色地带，虽然已经有运作比较规范的信托模式，但其他大量的以委托理财等形式存在的私募基金仍然处于灰色地带，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长期以来的模糊定位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许多问题：
l、有些运作不规范的私募基金没有最低投资门槛限制，接受任何额度的投资，甚至采用类似传销的方式大量吸收资金，走向非法集资的歧途，上海一家私募基金就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于2007年4月份被警方调查，这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2、由于私募基金的模糊定位，使得公众投资者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不足，社会上还可能会出现以私募基金的名义进行诈骗的“假私募”现象。
3、另外，不少私募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签有资金委托合同，但这种委托合同往往可能是不受《合同法》保护的，仅仅相当于君子协定，法律的缺位使得私募基金与投资者双方都面临着道德风险问题，这样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
目前，较为规范的形式是采取信托制、契约制和公司制(合伙制)等形式。较常采用的方式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一般由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由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合作设立，这些信托计划产品还引入托管银行；除了这些已经公开并且比较规范的信托产品计划以外，还存在以工作室、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等的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其他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的私募基金，而且大多以操作投资者个人账户的方式进行运作，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对这种运作方式进行期范。2006年8月27日，人大通过《合伙企业法》，使得在我国以公司制的形式组织私募基金也已经没有法律障碍。
去年6月《合伙企业法》正式实施后，6月22日，全国第一家以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深圳市南海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诞生，这个合伙企业是以郑伟鹤律师等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45家企业或个人为有限合伙人，募集资金2.5亿元人民币。
私募基金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作用
首先，私募基金是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人，就是集富人之财进行投资，因为把富人的资金集中在一起，他们的资金量大，风险承受能力也比较大。私募基金通过投资分析能力比较强的专家理财，有利于发现企业的价值。
其次，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今天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提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但是现在社会上议论更多的是指在二级市场上投资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这两个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加以区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已上市的证券，这一类基金里包括对冲基金，因投资于上市的证券而对活跃证券二级市场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在前一段时问包括到现在可能都有很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做庄，因而名声不好；在国际上对冲基金名声也不太好，对冲基金对国际上的二级市场也有很大冲击，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起的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作用，所以现在国际上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呼声是比较高的。这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太好的名声也拖累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际上是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股权，它将伴随企业成长阶段和发展过程培育公开上市的企业资源。因为是对未上市的股权进行投资，因而对企业早期、成长期和扩展期都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的，是对于中国实体经济有推动作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紧迫性
第一，创新型国家需要风险投资推动。大家现在都在讲要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我认为创新型国家需要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推动。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鼓励技术创新，政府也拿出了一些资金扶持创新企业，这都是必要的。国家应该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加强基础科研的投入，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我个人认为除必要的政策扶持外，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为市场选择的效率往往会高于行政扶植的效率。我们倡导政府支持，但是政府的支持只是一个引导作用，更多的应该是市场对企业的选择，优胜劣汰才可以使我们的企业更好地成长、使我们的技术得以更好地推广。
第二，争取产业重组的主导权需要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动。我们国家现在对于外资并购中资企业提出很多疑问，国家也在制订外资收购中资企业的法律，这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对自己的市场做必要的保护。但是，要争取产业重组的主导权，需要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技术成熟的成长型企业未上市的股权，它可以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值；还有一类是收购兼并基金，主要是投资于成熟企业的上市或未上市股权，整合企业资源提升企业价值。我认为这两类基金的主导方向不完全一样，产业投资基金可能更多的是扶持一个企业从扩张型到成熟型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收购兼并的基金是对已经运行成熟的企业进行重新整合，来提高它的价值。
第三，中国应该给产业组合和市场要素整合提供金融工具。中国不乏应用技术的创新，很多高新企业能够到海外上市，说明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用型的独创的技术；中国不乏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我们有很多企业家能够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中国不乏有冒险精神的投资人，中国的民间投资是非常活跃的，尽管有些投资方式目前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之中，但是这些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需要把这些冒险精神引导到一个合规正常的渠道上去，堵邪门开正道；中国不乏未有效利用的各项资源，中国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中国缺乏组合各种要素的金融工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是有效整合现有市场各种要素的工具之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是组合市场要素的龙头，没有计划，有钱什么也买不到；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资金是组合市场要素的龙头，有了钱可以买技术，可以买原材料，可以雇人。所以，有的市场人士说他做的事情就是“99+1”。中国具备市场“99”的温度，但是缺乏一个把要素有效组合的一度，有这一度就可以让水沸腾。我想金融工具就是“99+1”的“1”。
第四，金融滞后会制约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其实真正了解中国市场的是中国人自己，但是了解中国的这些中国人没有融资的手段，不能掌握那么多的资金。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以他雄厚的资金，以灵活方式筹措的资金来雇佣我们的人，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外资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起到巨大作用，我想外资的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也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限制比较多，因此企业上市比较困难。由于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很多企业没有一个正常的退出渠道，股权没有一个正常的流动渠道，因而绕路去境外上市。我想如果不放弃中国金融的束缚，中国的企业永远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中国的经济被世界看好，但是中国如果不能利用金融工具在中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的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起来，中国的经济是不会有强大的竞争力的。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前景
1、持续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一些领域，中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非常迅速，例如在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中，中资和外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平分秋色。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打通了非流通股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渠道，禁售期结束后非流通股的可流通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多了退出的通道，消除了制度障碍的资本市场飞速发展，屡创新高，也使得投资者的信心得以恢复。出于对未来市场的良好预期，我国A股市场股权转让活动明显活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深度的参与了股权分置改革和各种并购重组。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都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交易，他们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获取非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在全流通后通过在二级市场抛售或者再次转让的方式了结获利。
股权分置改革后IPO的重新开闸，尤其是中小板上市标准的下降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便利不少。随着海外大盘蓝筹的回归，A股市场上市的吸引力也在加强，这将会改变以前中国企业力图通过外资私募股权基金到海外上市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在完善二级市场的同时也将极大程度的促进一级市场的发展壮大，在扩大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渠道的同时也扩大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渠道。对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深圳创业板和天津柜台交易将很快推出，这也将大幅改善私募基金的退出渠道，与通过在一板市场IPO进行退出的方式相比，这两种退出的方式将更为容易和便捷。
2、我国私募基金投资人队伍不断壮大，私募基金需求旺盛。
海外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个人投资者、捐赠基金(endowments)、基金会(foundations)、养老基金和企业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成为私募基金的主要投资群体，私募基金超过80%的资产来自个人投资者。据自由人公司估计，2000年美国个人投资者拥有的可投资资产大约有 12.5 万亿美元，是其他类型投资者可投资资产总和的4倍多。个人投资者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比例不高，大约占他们拥有的可投资资产的2.5%。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可投资资产数量较小，大约分别为2670亿和2590亿美元。目前，大约60%的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和20%的养老基金将资产投资于私募基金，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产大约占捐赠基金和基金会资产的5%，养老基金只将其5万亿美元资产中大约1%投资于私募基金。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的潜在投资人群体在迅速成长，其资产规模也在迅速增长。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5.5万亿元。其中大约80%的资产掌握在20%的人手中。根据我国某经济发达地区某国有银行的调查，在该行存款超过5万元的居民，其存款占该行所有居民存款的80%，存款超过100万元的居民，其存款占该行所有居民存款的11%。如果按照这一比例，考虑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以及我国家庭通常以不同家庭成员的名义，在多家银行开立银行帐户等因素，全国存款规模超过100 万元的家庭，其储蓄存款总额将超过1万亿元。富有个人占有规模如此庞大的现金类资产，其投资需求将成为我国私募基金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富有个人资产规模将进一步迅速扩大，私募基金的发展潜力巨大。另外，我国企业经营中的闲置资金数量庞大，也是私募基金的有效资金供给源。
3、我国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经理人才储备。
美国私募基金经理主要出自华尔街出色的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为了给有潜力的年轻人创造机会，一些非常成功的基金经理很年轻就退休。那些经验丰富并且有较好历史表现的基金经理发现，利用私募基金可以增加他们的个人收益。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收取类似于薪酬的管理费，以此来代替薪酬。同时，私募基金收取激励费用，以此取代奖金。私募基金经理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回报，同时获得与基金经理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报酬。私募基金为基金经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使他们可以利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来施展才华。例如，曾经在共同基金中创造了无数奇迹，全球最大共同基金——麦哲伦基金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在退休后也从事了私募基金行业。私募基金不鼓励经理人提早退休，基金经理的投资经验会增加基金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
中国股市发展至今已走过近20个年头，十多年来股市起起落落。股市中的投资者除最初的个人投资者外，券商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共同基金的发展已培养出一大批投资人才，为私募基金的发展做好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储备。
何华梁博士为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企业体制改革和企业股份制改造工作，具有丰富的企业运营和资本市场运作经验，曾参与和指导过湖南54家上市公司改制上市工作，现任职于湖南省金融证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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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政府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都比较松，私募基金通常无需在金融监管部门注册，因此很难得到私募基金行业准确的统计数据。尽管早在1949 年私募基金就已经存在了，但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1988年后，私募基金数量以平均每年超过17%的速度增长，并在进入本世纪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近年来，离岸基金市场迅速发展，其中开曼群岛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尤其迅速。设立离岸基金，对许多投资者充满吸引力：首先，各国通常对境外投资者人数和最低投资限额的要求更低；其次，离岸基金受那些希望进行匿名投资的投资者青睐。境外投资者通常通过私人银行向对冲基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很难知道真正的投资者。一笔来自瑞士某个私人银行的资金，可能至少代表了5至10个投资者。另外，离岸基金通常选择在税收最少的地区注册，投资者仅需向自己所属的税收当局申报税收。开曼群岛基金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该地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金融服务业，以及严格的政府监管。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美国退休基金投资于美国对冲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离岸基金以合法避税。这部分资产超过1300亿美元。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亚洲最为活跃的潜力巨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之一。新《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重新修订，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舞台。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领域，私募基金开始浮出水面。
据清科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投资方面，2006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内地共投资129个案例，参与投资的机构数量达77家，整体投资规模达 129.73亿美元。在融资方面，2006年40只可投资于中国内地的亚洲基金成功募集，募集资金高达141.96亿美元。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通常私募股权基金最偏好的投资对象是具有上市潜能的企业，即Pre-IPO型企业。除了关注准备上市的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业务开始在上市公司展开。私募增发(PIPE)、并购基金(Buyouts)有加速的趋势。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2006年共有19家在内地和香港以及海外上市的企业获得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PIPE)，融资27.05亿美元，占全年私募股权投资总额的20.8%。同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行其道的并购基金 (Buyouts)在中国也开始崭露头角。2006年的融资额达23.68亿美元，占全年私募股权投资总额的18.3%。另外有8支并购基金 (Buyou-Fund)成功募集，占新募集资金数量的20.0%。就募集资金额而言，并购基金以64.40亿美元的募资金额高居榜首，占整体募资额的 45.4%。2007年共有64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成功募集资金355.84亿美元，较2006年的141.96亿美元增长150%，其中本土基金 37.3亿美元，合资24.9亿美元，外资基金293.7亿美元。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为14个，基金规模为36.27亿美元，平均单只基金规模为2.59亿美元。
根据运作方式的差异，目前在中国经济区域内活动的各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可以分为四类，即外资背景型、政府主导型、券商背景型和民营型。在我国目前的各种投资活动中，最为活跃的是外资背景型的基金，一些知名的成功案例也多是由外资背景的私募基金运作的，如蒙牛、无锡尚德、盛大网络、李宁等，他们的身后也大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国际私募股权基金，如KKR、凯雷、华平、摩根、新桥、英联、黑石等。国内的本土私募股权基金主要包括具有本土金融机构或者政府背景的，如鼎辉国际、中比基金、中非基金及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及国务院已经批准正在筹备的还有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四川绵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广东核电产业投资基金、苏州中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等，券商背景的一些信托公司、咨询公司，如平安信托等，还有一些民营型的创业投资公司等。其中国内最具活力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当属民营型的投资基金，而这其中又以“系类家族企业”最为引人注意，如“涌金投资”等。
但是总体而言，国内的私募股权基金与成熟的外资股权私募基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目前，全国以创投企业形式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三种模式。一是上海模式，是把创投企业定位成一个母基金方式，通过支持一些中小企业管理团队发起设立一些小的投资公司；二是深圳模式，是把大众基金集中在一个集团内，建立起一个航空母舰，来带动很多小的舰队；三是现在的天津模式，是把深圳模式和上海模式结合起来。既设立一个母基金，支持一个中小团队，又设立创投公司来自己投资，管理着一部分基金。
我国私募基金法律环境
一直以来，私募基金往往都被视为是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或者灰色地带，虽然已经有运作比较规范的信托模式，但其他大量的以委托理财等形式存在的私募基金仍然处于灰色地带，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长期以来的模糊定位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许多问题：
l、有些运作不规范的私募基金没有最低投资门槛限制，接受任何额度的投资，甚至采用类似传销的方式大量吸收资金，走向非法集资的歧途，上海一家私募基金就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于2007年4月份被警方调查，这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2、由于私募基金的模糊定位，使得公众投资者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不足，社会上还可能会出现以私募基金的名义进行诈骗的“假私募”现象。
3、另外，不少私募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签有资金委托合同，但这种委托合同往往可能是不受《合同法》保护的，仅仅相当于君子协定，法律的缺位使得私募基金与投资者双方都面临着道德风险问题，这样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
目前，较为规范的形式是采取信托制、契约制和公司制(合伙制)等形式。较常采用的方式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一般由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由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合作设立，这些信托计划产品还引入托管银行；除了这些已经公开并且比较规范的信托产品计划以外，还存在以工作室、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等的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其他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的私募基金，而且大多以操作投资者个人账户的方式进行运作，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对这种运作方式进行期范。2006年8月27日，人大通过《合伙企业法》，使得在我国以公司制的形式组织私募基金也已经没有法律障碍。
去年6月《合伙企业法》正式实施后，6月22日，全国第一家以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深圳市南海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诞生，这个合伙企业是以郑伟鹤律师等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45家企业或个人为有限合伙人，募集资金2.5亿元人民币。
私募基金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作用
首先，私募基金是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人，就是集富人之财进行投资，因为把富人的资金集中在一起，他们的资金量大，风险承受能力也比较大。私募基金通过投资分析能力比较强的专家理财，有利于发现企业的价值。
其次，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今天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提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但是现在社会上议论更多的是指在二级市场上投资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这两个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加以区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已上市的证券，这一类基金里包括对冲基金，因投资于上市的证券而对活跃证券二级市场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在前一段时问包括到现在可能都有很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做庄，因而名声不好；在国际上对冲基金名声也不太好，对冲基金对国际上的二级市场也有很大冲击，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起的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作用，所以现在国际上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呼声是比较高的。这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太好的名声也拖累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际上是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股权，它将伴随企业成长阶段和发展过程培育公开上市的企业资源。因为是对未上市的股权进行投资，因而对企业早期、成长期和扩展期都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的，是对于中国实体经济有推动作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紧迫性
第一，创新型国家需要风险投资推动。大家现在都在讲要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我认为创新型国家需要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推动。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鼓励技术创新，政府也拿出了一些资金扶持创新企业，这都是必要的。国家应该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加强基础科研的投入，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我个人认为除必要的政策扶持外，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为市场选择的效率往往会高于行政扶植的效率。我们倡导政府支持，但是政府的支持只是一个引导作用，更多的应该是市场对企业的选择，优胜劣汰才可以使我们的企业更好地成长、使我们的技术得以更好地推广。
第二，争取产业重组的主导权需要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动。我们国家现在对于外资并购中资企业提出很多疑问，国家也在制订外资收购中资企业的法律，这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对自己的市场做必要的保护。但是，要争取产业重组的主导权，需要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技术成熟的成长型企业未上市的股权，它可以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值；还有一类是收购兼并基金，主要是投资于成熟企业的上市或未上市股权，整合企业资源提升企业价值。我认为这两类基金的主导方向不完全一样，产业投资基金可能更多的是扶持一个企业从扩张型到成熟型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收购兼并的基金是对已经运行成熟的企业进行重新整合，来提高它的价值。
第三，中国应该给产业组合和市场要素整合提供金融工具。中国不乏应用技术的创新，很多高新企业能够到海外上市，说明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用型的独创的技术；中国不乏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我们有很多企业家能够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中国不乏有冒险精神的投资人，中国的民间投资是非常活跃的，尽管有些投资方式目前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之中，但是这些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需要把这些冒险精神引导到一个合规正常的渠道上去，堵邪门开正道；中国不乏未有效利用的各项资源，中国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中国缺乏组合各种要素的金融工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是有效整合现有市场各种要素的工具之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是组合市场要素的龙头，没有计划，有钱什么也买不到；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资金是组合市场要素的龙头，有了钱可以买技术，可以买原材料，可以雇人。所以，有的市场人士说他做的事情就是“99+1”。中国具备市场“99”的温度，但是缺乏一个把要素有效组合的一度，有这一度就可以让水沸腾。我想金融工具就是“99+1”的“1”。
第四，金融滞后会制约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其实真正了解中国市场的是中国人自己，但是了解中国的这些中国人没有融资的手段，不能掌握那么多的资金。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以他雄厚的资金，以灵活方式筹措的资金来雇佣我们的人，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外资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起到巨大作用，我想外资的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也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限制比较多，因此企业上市比较困难。由于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很多企业没有一个正常的退出渠道，股权没有一个正常的流动渠道，因而绕路去境外上市。我想如果不放弃中国金融的束缚，中国的企业永远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中国的经济被世界看好，但是中国如果不能利用金融工具在中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的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起来，中国的经济是不会有强大的竞争力的。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前景
1、持续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一些领域，中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非常迅速，例如在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中，中资和外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平分秋色。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打通了非流通股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渠道，禁售期结束后非流通股的可流通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多了退出的通道，消除了制度障碍的资本市场飞速发展，屡创新高，也使得投资者的信心得以恢复。出于对未来市场的良好预期，我国A股市场股权转让活动明显活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深度的参与了股权分置改革和各种并购重组。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都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交易，他们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获取非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在全流通后通过在二级市场抛售或者再次转让的方式了结获利。
股权分置改革后IPO的重新开闸，尤其是中小板上市标准的下降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便利不少。随着海外大盘蓝筹的回归，A股市场上市的吸引力也在加强，这将会改变以前中国企业力图通过外资私募股权基金到海外上市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在完善二级市场的同时也将极大程度的促进一级市场的发展壮大，在扩大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渠道的同时也扩大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渠道。对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深圳创业板和天津柜台交易将很快推出，这也将大幅改善私募基金的退出渠道，与通过在一板市场IPO进行退出的方式相比，这两种退出的方式将更为容易和便捷。
2、我国私募基金投资人队伍不断壮大，私募基金需求旺盛。
海外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个人投资者、捐赠基金(endowments)、基金会(foundations)、养老基金和企业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成为私募基金的主要投资群体，私募基金超过80%的资产来自个人投资者。据自由人公司估计，2000年美国个人投资者拥有的可投资资产大约有 12.5 万亿美元，是其他类型投资者可投资资产总和的4倍多。个人投资者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比例不高，大约占他们拥有的可投资资产的2.5%。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可投资资产数量较小，大约分别为2670亿和2590亿美元。目前，大约60%的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和20%的养老基金将资产投资于私募基金，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产大约占捐赠基金和基金会资产的5%，养老基金只将其5万亿美元资产中大约1%投资于私募基金。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的潜在投资人群体在迅速成长，其资产规模也在迅速增长。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5.5万亿元。其中大约80%的资产掌握在20%的人手中。根据我国某经济发达地区某国有银行的调查，在该行存款超过5万元的居民，其存款占该行所有居民存款的80%，存款超过100万元的居民，其存款占该行所有居民存款的11%。如果按照这一比例，考虑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以及我国家庭通常以不同家庭成员的名义，在多家银行开立银行帐户等因素，全国存款规模超过100 万元的家庭，其储蓄存款总额将超过1万亿元。富有个人占有规模如此庞大的现金类资产，其投资需求将成为我国私募基金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富有个人资产规模将进一步迅速扩大，私募基金的发展潜力巨大。另外，我国企业经营中的闲置资金数量庞大，也是私募基金的有效资金供给源。
3、我国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经理人才储备。
美国私募基金经理主要出自华尔街出色的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为了给有潜力的年轻人创造机会，一些非常成功的基金经理很年轻就退休。那些经验丰富并且有较好历史表现的基金经理发现，利用私募基金可以增加他们的个人收益。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收取类似于薪酬的管理费，以此来代替薪酬。同时，私募基金收取激励费用，以此取代奖金。私募基金经理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回报，同时获得与基金经理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报酬。私募基金为基金经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使他们可以利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来施展才华。例如，曾经在共同基金中创造了无数奇迹，全球最大共同基金——麦哲伦基金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在退休后也从事了私募基金行业。私募基金不鼓励经理人提早退休，基金经理的投资经验会增加基金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
中国股市发展至今已走过近20个年头，十多年来股市起起落落。股市中的投资者除最初的个人投资者外，券商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共同基金的发展已培养出一大批投资人才，为私募基金的发展做好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储备。
何华梁博士为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企业体制改革和企业股份制改造工作，具有丰富的企业运营和资本市场运作经验，曾参与和指导过湖南54家上市公司改制上市工作，现任职于湖南省金融证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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